科研中失败要多于成功，
但如果一直往下钻，
等到有一天突然有种花开的感觉
安杨：我们做科普，会告诉公众感冒分为病毒感冒和细菌感冒，你们研究的 “病毒”是这里说的含义吗？
钱渊：完全正确。我们研究的是跟儿童疾病密切相关的病毒。比如引起急性 呼吸道感染或者急性腹泻的病毒，还有一些引起血液疾病。在小年龄组，病毒是 引起上、下呼吸道感染最重要的因素。病人来了，通常我们做咽拭子检测，如果 査到了病毒，就可以给临床医生提供科学依据：这个孩子不需要使用抗生素。这 样就避免了抗生素的滥用。另外，有些病毒感染会演变成比较严重的情况，病毒 报告能及时提醒临床医生，引起他的警觉，在跟家长交流中，也可以把疾病可能 发生的后果告诉家长。
安杨：我个人是2000年以后才知道原来感冒分为病毒感染和细菌感染，才警 惕到抗生素滥用问题。
钱渊：我们从1979年开始就在研究病毒感染的快速诊断。那时快速诊断国
内外都还没有普及，还是作为一个特别先进的课题在做。而我们国家当时百废待 兴，我们的老师也是到国外重新学习归来，才逐渐建立研究体系。2。0。年以后， 老百姓，甚至包括一些基层医疗人员才逐渐对病毒有了认识，这得益于科学普及 传播、医疗技术进步，还有对于抗生素滥用问题的重视等多方面。
赵林清：我们建立的病毒检测平台开始是用于病毒监测的，后来运用到临床 病原诊断。最早是王之樑老师建立起我们研究所的经典病毒学研究，钱老师又从
国外带回来分子病毒学技术，开始做常见病毒和新发现病毒研究，就是这么一代 一代积累下来。2003年SARS开始，我们病毒研究室厚积薄发。那时候疫情非常 严重，很多地方束手无策。钱老师首先站出来说：“用我们实验室的方法对不明 原因肺炎的孩子筛査，如果能确定是哪种病毒感染，可以解释病情，就不用隔 离了。”
钱渊：以前，其他一些做科研的不太重视呼吸道感染病毒研究，但我们的研 究对象是儿童，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是一个最重要的病，所以我们一直关注这方 面研究°SARS期间只要有发热、肺炎症状，其他医院就隔离，一个病人需要一 个病房，隔离负担非常重。我们只是按照自己常规的做法：病人来了，做病毒检
测，鉴别出哪些是普通感染，进入普通的肺炎病房治疗。虽然我们也留出隔离病 房，诊断出SARS病人，但不需要那么多隔离病房了，隔离负担大大下降。医院 领导给市领导汇报时，市领导一听就觉得这个做法不一样，这个技术也很快推广 起来。病毒实验室像“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了关键时刻，科室的人真的跟 上战场似的，SARS就不用说了，其他一些病毒也是，一旦造成儿童感染，很可 能是重症，甚至死人，所以我们需要时时警惕。后来2009年流感暴发、手足口病 等流行，我们都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外地流行什么疾病，我们也参加会商，把 研究经验告诉他们。
安杨：如果说没有大流行，很可能是我们防控在前，这其中也包括了你们的 监测工作。你们的病毒研究目前有哪些进展？
钱渊：一个是对于病原的认识，一个是做病人监测。一些新病毒，比如新发
的偏肺病毒，在国内我们是最先报道的。
赵林清：腹泻病毒也是我们研究的一大重点。钱老师在国内是最先报道临床 G9型轮状病毒和北京的诺如病毒暴发的。
钱渊：因为有SARS的教训，临床医生都很警惕。当时有医院打电话问我 说：“钱教授，我们做手术的一个团队全都倒下了，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个病房 全都腹泻的。”我不认识那个医生，但他的声音我现在还能想起，他说：“您帮 忙做做（检测）吧，别以后出大事。”后来我们査出是诺如病毒，及时上报。通 过深入研究，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可以用于临床的诺如病毒诊断方法。
赵林清：现在我们的病毒病原诊断技术已经能与临床更好地结合了，临床医 生的观念也转变过来了。原来我们跟临床医生聊（不仅仅是基层医生，也包括我 们自己的医生），他们会问：“告诉我这是病毒感染有用吗？反正也没有药物可 以治疗。”后来慢慢地大家就明白了：如果是病毒感染，就不要用抗生素，这样 就减少了抗生素的滥用。有个偶然的机会，我去基层医院取标本，就听见家长说 “这个医院水平真高，不光告诉我是病毒感染，还告诉我是什么病毒”。这也间 接提咼了患者对医院的信任。
安杨：除了研究进步外，你们也影响了临床医生的观念。
钱渊：这是肯定的，因为知道病原，对治疗是有帮助的。医生也会根据临床 的需求来对我们的研究提出建议。
安杨：临床医生还可以通过科普影响百姓。这个影响面太大了。另外，发现 一个苗头没有让它暴发，也许没有看到治疗性的成功，但预防了问题发生，意义 更大。儿科病毒研究有什么特点？
赵林清：儿童抵抗力差，有的感染性疾病发病进程非常快，危害性可能更 大。钱老师有一句话“儿童是感染性疾病流行的’晴雨表’”，很多感染性疾病
通常是在儿童当中首先发现并引起危害，然后再引起注意的。
钱渊：儿童医院的急诊和门诊病人突然增加，是这个城市感染性疾病流行的 “晴雨表”。这是我们多年和临床结合总结出来的。这种临床和科研密切结合的 模式建立，跟我们老一辈科学家的高瞻远瞩密不可分。我的老师王之樑当时是国 家送出去留学，他们和临床的张梓荆老师等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模式：临床有什么 问题就找到实验室，共同发现病毒跟疾病的关系后，及时开学习班，向全国推广 普及。
安杨：未来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探索？
赵林清：进一步研究病毒的致病机制，同时更多地立足于临床病毒学，我 们想看看能不能建立起一些重症患儿的预警机制：如果孩子感染了病毒，什么情 况下会变成重症？提前给医生一个预警。这是比较理想的目标，在努力往这方面 走。另外，现在移植技术发展很快，病毒病原的筛査非常重要，移植前如果少了 病毒筛査，有可能功亏一篑，这方面我们跟兄弟医院合作得非常好。还有，未来 要发展哪些疫苗，也需要以我们的相关流行病学的调査为依据。需要探索的东西 非常多。
安杨：老一辈发现了儿童是感染性疾病流行的“晴雨表”，你们这一辈就要 把这个表做得更加精准、科学。您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赵林清：我原来是临床医生，如果有病人症状很重，来了医院，通过我的治 疗很快好转，那时候成就感特别明显。研究生时来到儿研所跟随钱老师做研究， 做的过程中，我慢慢地就发现自己喜欢往里钻一些东西。大家都知道，科研中失 败要多于成功，但如果一直往下钻，等到有一天突然有种花开的感觉，那种成就 感跟做临床工作不一样，然后会更着迷于自己的工作。
采访手记：
看病像破案，病毒研究则是为破案提供有利证据。对于个体，病毒诊断可以 帮助医生找到更精准的治疗方案；对于群体，病毒研究更像前哨，将威胁公众健 康的感染性疾病扼杀在摇篮期。
上医治未病。解决问题意义重大，但阻止问题的小苗肆意生长，意义更加不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