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外科医生相当于修钟的，

小儿外科医生相当于修表的。

每一代医生都有每一代医生的责任和使命，

像我的老师，当时没有小儿外科，他们开创了小儿外科。

到了我们这一代，责任就是把这病治得更好，让孩子更幸福。

安杨：10年前，一名4岁小女孩突发急症，诊断为胆管畸形。当地没办法医 治，来北京，其他医院需要开腹，从胸开到肚子，家长不忍让孩子受那么大的 罪，但是孩子的命危在旦夕。最后家长在网上査到一个名字，说有个医生可以做 腹腔镜手术。当天下午3点多的时候，我千方百计找到了这位医生的办公电话号 码。家长打过去电话，恰好医生刚下手术台。孩子第二天就做了手术，五六天 后，顺利出院了。那位医生，就是李龙主任，所以10年来，我一直在等待这个采 访机会。李主任，这件事您记得吗？

李龙：病人特别多，模模糊糊有点儿印象。

安杨：10年前，这个病真的需要让孩子做开腹大手术吗？您什么时候开始尝

试改变，让小患者不再接受那么残酷的手术的？

李龙：肝胆畸形是小儿外科的常见病，我国古书上1000多年前就记载过，叫

“小金人”，就是黄疸。由于胆道梗阻、胆道畸形，整个皮肤、眼睛、尿都是黄 色的，有的孩子甚至泪水也是黄的。这是中国人高发的一种畸形，不及时治疗的 话，后果非常严重，甚至危及生命。这个手术很早的时候被认为是禁区，非常非 常危险，有大出血的可能，也有术中死亡的可能，是小儿外科的大手术之一。过 去都是要开大刀的，从胸部到腹部很大的切口，贯穿左右，并且这个切口随着孩 子的生长也跟着长，不仅不好看，而且整个腹壁肌肉都损伤了，腹腔里损伤也很 大，所以过去有孩子手术之前还能说话活动，手术打击之后就变得奄奄一息了。

安杨：这个“过去”大概是什么时候？

李龙：2001年之前。当时做这个手术需要整个科室动员起来，从早做到晚。

几乎全部的孩子都需要输血，除去输血的并发症，其他并发症还包括胆漏、感 染、伤口裂开、术后肠梗阻等，术后并发症接近17%。从2001年起，我们开始探 索腹腔镜治疗。

安杨：一定存在技术难点需要去突破吧？

李龙：当时克服了两个难点：一是技术上的。腹腔镜不能像开放手术那样， 把手和常规手术器械放到腹腔里面操作，而是通过腔镜把腹腔解剖视野反映到屏 幕上，跟着屏幕进行手术，是通过杆状器械而不是手直接接触到孩子的病变组织 进行治疗，中间隔着手和屏幕，需要练习配合器械的应用。二是国际上当时也没 有成熟的经验和报告可以借鉴。

安杨：您怎么就敢挑战这个事？

李龙：1990年，我成为北京市儿童医院张金哲院士的博士生，当时张院士给 我设定了目标：一个是将腹腔镜应用于小孩儿，一个是做肝移植。

这个目标就是针对国情：黄种人的小儿胆道畸形发病率非常高，胆总管囊 肿是一个极端，就是胆总管扩张了，还有一个极端是胆总管闭锁。这两种病在中 国人中很多见，治疗效果又不好，导师就给我设定这个目标。研究生期间，我做 了很多肝胆畸形方面的基础动物实验，1995年，张院士送我到英国学习小儿腹腔 镜，之后又去中国香港地区、日本学习。理论研究加临床研究，再加上腹腔镜技 术，结合在一起，使我就有信心探索微创的胆总管治疗。刚开始做的时候，手术 时间比较长，也经历过一些并发症，所以那时候也有质疑的声音，但是在不断总 结之后技术逐渐成熟了。探索和开路一样，没有开出路时都是荆棘，要想开路， 人就要强大。首先要准备好，有把握，少走弯路，避开一些风险。

安杨：你面对的是小孩子，生物躯体就小很多，操作难度大，是不是压力会 更大一些？

李龙：是，更难。成人外科医生相当于修钟的，小儿外科医生相当于修表 的。第一，小孩的腹腔比成人要小很多，操作的精巧性更要高。第二，成人的组 织比较大比较厚，血管看得很清楚，而小孩子血管细，组织也薄。成人缝一针， 小孩子相同的切口，要缝10针，用更细的线，这个过程就需要练。首先是模拟训 练。做一个模拟训练箱，在箱子里练100小时，很枯燥，就是练缝合、打结，开 始粗线大针缝，然后过渡到小针细线缝。下一步做活着的机体，在动物身上又练 习10。小时，才开始在临床上对病人应用这个技术。

安杨：突破禁区就意味着风险，业内对您慢慢认可了。但是患者家属的理解 是千差万别的，他有可能带着更高的期望值，不理解医学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 您遇到过吗？

李龙：碰到太多了，能力越强，责任也越大。我之所以做了很多探索性工 作，还是和我接受教育的经历有关。我的硕士生导师是中国医科大学李正教授， 博士生导师张金哲院士是中国小儿外科的泰斗，他们接触的病人都是复杂的病 例。我觉得在我身上就承担了一种责任，我得把他们的工作继续下去。如果我们 不努力，孩子轻易就失去了生命，让家长失望。所以我觉得应该尽自己最大努 力，挽救这些生命。当然，越想探索，碰到的复杂疑难病例越多，风险也越大， 很多疾病，实际上医生是无能为力的。

安杨：这个时候，怎么办？

李龙：面对这样的孩子，我常常问自己：“如果这孩子是我的儿子或女儿， 怎么办？有什么办法来治他，解除他的痛苦？ ”首先要同情病人，把他当作亲人， 这样才能发挥自己所有的力量来救孩子的命，解除他们的痛苦。我们对每一个复杂 的病例，都要了解国内外的最新进展，在这个基础之上，跟病人像朋友、亲人一样 沟通：现在能做到什么效果，不治会有什么后果，治完之后有哪些风险。大多数病 人家长还是很理解我们的，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李医生，你放心吧，我们

理解，孩子的命交给你了，出了问题我们能接受，因为我们没有遗憾，来到北京， 来到我们国家最好的医院治疗了。”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人不理解，但是我能理解他 们，因为孩子得了不可治的病，家属心里也特别难受。无论怎样，我不能因为几个 病人就影响我对所有病人的态度，改变我的医学观念。

安杨：会寒心吗？

李龙：前几年有过，真的想过以后不再做复杂的挑战性的事情了，特别是周 围的一些亲属朋友都说：“你现在已经很有名气了，你可以躲着那些难的走，好 好搞搞科研、写写论文，把时间花一些在自己的名利上。”但是我就是放不下病 人，看到得病的孩子非常痛苦，如果我不伸手治疗，可能一两个月后就再也见不 到这个孩子了，确确实实不忍心。就想着努力拼一把，八九成的情况下还是能成

功，能闯过来的。

安杨：承担着这么大的压力，怎么去缓解？

李龙：压力很大，科里同事都知道我失眠，所以我的做法是依靠集体的力 量，我们是团队在作战。

安杨：10年前那个小患者走遍了北京，能够给她做这样一个创伤小、获益大 手术的只有一个李龙医生，现在我国能够做这个手术的医生多了吗？

李龙：手术探索成功之后，我们及时推广，前后办了 29届全国小儿腹腔镜的 学习班。今天我们国家能做这个手术的医生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各个省市都有。 在世界小儿外科领域，过去我们是跟着人家跑，在国际会议上，中国人的声音 很小，而现在，胆总管囊肿手术成了中国小儿外科医生的一个名牌，现在世界 上所有权威的小儿外科学术会议都邀请我们去讲座。第一，我们国家用腹腔镜 治疗胆总管囊肿医生的数量是最多的，有10 0多个医生能做复杂的手术。第二， 开展手术的数量、腹腔镜诊疗单位也是最多的。我们一个中心的数量就过百了， 可能比有些国家一个国家的数量都多。这个病也作为一个范例，带动了我国小儿 外科的发展。

安杨：我特别为这样的医生感到自豪，他们不仅要救死扶伤去做那些高难度的 手术，而且花费时间、花费精力去培养更多医生能够应用这个技术，特别无私。

李龙：也是责任，每一代医生都有每一代医生的责任和使命，像我的老师， 当时没有小儿外科，他们开创了小儿外科。到了我们这一代，责任就是把这病治 得更好，让孩子更幸福。

安杨：为什么会选择小儿外科？

李龙：我小时候得了甲沟炎没有及时治疗，发展成指头炎了，拇指肿得像胡 萝卜一样，高热、败血症、昏迷不醒，非常危险。父母抱着我到了医院，医生和 护士给我把化脓的指头切开了，脓当时喷出来，我马上就不疼了，好像身上压着 的大石头被搬走了一样，立刻清醒了。

医生、护士长得什么样子我记不清了，但是他们的手我记得非常清楚，指甲 非常短，白白的手，那几双手在我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就觉得医生 和护士救了我的命，他们太神圣了，从那时候我就想，做医生救死扶伤，是一项 非常伟大的事业。

安杨：那些医生、护士肯定想不到他们的日常工作，为中国带来了这么优秀 的一位外科医生。但是估计您也想不到，您救过的那些孩子里，哪一个孩子就有 可能走上医学的道路。现在的您，实现了儿时的理想了吗？

李龙：每当看到孩子高兴地出院了，复査的时候长得又白又胖，全家人都 露出非常灿烂的、发自内心的笑容，我就特别欣慰，真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 的事。

采访手记：

10年前那个小女孩如今已经是学校的篮球队员。那个故事，影响的不仅仅是 一个小女孩，还有一名媒体人。是那件事情，让我意识到外科技术精益求精的意 义，开始努力去理解外科医生在失败中探索、在探索中成长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