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医者讲述】

我国小儿腹泻病领域带头人，曾任首都儿科研究所副所长、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副院长、传染科主任。他曾先后从事危重病与微循环、小儿腹泻病、微生态、中西医结合研究。曾任卫生部腹泻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常务理事、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兼儿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他说，为医者，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从风华正茂到骀背鹤发，93岁的方老已光荣在党67年，始终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做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

——访谈人杨舒

我立志从医的念头是从少年时开始的。在江苏溧阳中学读书时，有两位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一位是我的班主任，他经常说：“乱世读书治世用，国家将来是需要人才的”；另一位是生物老师，他说，自己的理想是学医，做一名像华佗、扁鹊那样医术高超、救人无数的医生，或者像英国微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一样，发现青霉素，结束传染病几乎无法治疗的时代。而今虽然做了一名教师，但他仍希望学生们能够学医，改变中国尤其是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

老师的话深深触动了我。就是从那时起，我立志学医，做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成为了我的人生格言。

记得那时，老师告诉我，“想要学医，选拔很严格，各门功课都要优异”。为了离理想更近一步，我更加刻苦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高考后，我同时收到了北京医学院和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最终，来到了首都北京。在北京医学院学习的5年中，我选择了外科专业，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北京儿童医院开院，需要班里抽调40名同学去儿科。这时，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去了北京儿童医院。

从外科转到儿科，一开始并不习惯，但随着接触的孩子越来越多，我逐渐喜欢上了儿科。1956年实习结束，我被分配到了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现北京友谊医院）儿科。那时，医疗卫生条件很差，传染病猖獗流行，在儿科领域，中毒型痢疾是第一致死的疾病，死亡率高达20%～30%。我经常为此伤心落泪，只恨自己水平太低。

为了攻克小儿中毒型痢疾，在儿科主任祝寿河的带领下，我们组建了科研团队，我有幸成为了祝主任的第一助手。通过严密观察，我们发现，不断的惊厥抽搐、呼吸衰竭和循环衰竭是引发患儿死亡的主因，但患儿只要熬过了24小时，就有可能生还。怎样让孩子扛过这24小时？经反复研究后，我们发明了“人工冬眠疗法”，并在《中华儿科杂志》上发表，各地争相学习，救活了许多患儿。

为了找到治疗中毒型痢疾更简单的方法，我们又发现了微循环障碍的变化规律，并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合作，从青海的一种中草药中提取出“山莨菪碱”（简称“654”）。随后，我们采用人工合成方法制得了山莨菪碱“654-2”，以这种药物为主施行综合疗法，使中毒型痢疾病死率进一步下降到1%以下，暴发型流脑病死率由60%下降到8.97%。“山莨菪碱治疗急性微循环障碍性疾病”也因此获得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一等奖。

1978年，查阅国外文献时，我发现第三世界国家5岁以下小儿每年有500万人因腹泻病而死亡，为此，世界卫生组织把腹泻病作为儿科的第一项研究课题，但是里面中国的资料却是空白。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对小儿腹泻病的研究。

我对所在医院儿科20年来收治的小儿腹泻病例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多方查阅资料，联合其他单位进行病例检验，最终，于1981年在国内率先报道了“中国小儿秋季腹泻”的主要病原是轮状病毒，由此带动了全国病毒性腹泻的研究。

1983年，首都儿科研究所成立附属儿童医院，我来到儿研所继续开展小儿腹泻病的研究。1985年至1988年，在有关单位的支持下，我牵头开展了中国七省一市（福建、广东、云南、四川、山西、陕西、湖北、北京）小儿腹泻病的防治研究，通过11万人次的大面积流行病学调查，基本摸清了我国小儿腹泻病的发病情况和致病病原，并制定出了相应的预防方法，通过在7省示范县进行的一年临床试验，使小儿腹泻病发病率下降了51.7%。同时，我们对分离出的致病菌进行了12种常用抗生素的药敏试验，后来，成为临床医生选择用药的重要依据。

1989年9月，北京市卫生局主持召开鉴定会，一致认为这项七省一市小儿腹泻病防治的研究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对我国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小儿腹泻病的控制有深远影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员表示：“这是世界上小儿腹泻研究的最大样本，对全世界小儿腹泻病的控制有重要意义。”

也是在1989年，我发现儿童肠道微生态严重紊乱是引起腹泻病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使用双歧杆菌治疗腹泻病，效果不错。这个课题也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为微生态制剂在腹泻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我国小儿腹泻病首创了微生态疗法。

此后，我作为小儿腹泻病的学科带头人，主持了第三届、第四届全国腹泻病学术大会，卫生部成立国家腹泻病专家委员会后，我被聘请为顾问委员。1992年4月，由我起草的《中国腹泻病诊断治疗方案》经修订后正式颁布，在全国推广执行。

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又是医院骨干，国家培养了我，我必须为党为国家作出贡献。每次有巡回医疗下基层的任务，我都积极报名参加。为此，我养成了随时出发的习惯——家里有一个旅行包，里面装着洗漱用具和换洗衣物，一有号令，不用收拾，提起背包就能出发。如今，我已光荣在党67年，作为一名老医生，我想对年轻人说，不要满足于医疗工作，要踏踏实实做科研，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要有远见卓识和社会责任感。为医者，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本报记者杨舒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