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克铭，1934年11月28日出生在黑龙江齐齐哈尔。首都儿科研究所神经内科创始人，主任医师，教授。1952年就读于大连医学院（现大连医科大学），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第二医学院。1960年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工作。198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3年1月退休。曾先后从事儿童癫痫、儿童遗传代谢病、儿童神经-精神疾病如儿童抽动症及多动症的临床及科学研究。曾为国际小儿神经学会会员、日本先天遗传代谢病气相色谱/质谱筛查协会会员、中华医学会北京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医学部兼职教授、中华儿科杂志、中华临床医师杂志、中华医学杂志等多种杂志审稿专家、通讯编委及编委。国内外发表论文100余篇，撰写医学专著10余部。《儿童失神癫痫基因研究》获得教育部科技成果一等奖、中华医学会科技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癫痫儿童记忆功能的系列研究》《癫痫儿童的生活质量及心理干预》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获得中华儿科杂志高被引作者奖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采访组：许主任，您好！请您讲讲为什么会报考医学院，选择做一名医生？
许克铭：我是1934年出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父亲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五官科医生，母亲是教师。从小受到父母的影响，我学习刻苦，成绩也很优秀。父亲非常希望我成为一名医生，所以1952年我报考了大连医学院。
初小四年级班级合照（前排右二为许克铭）
入学一年后，学校选派一批优秀学生到苏联留学，我很幸运被选中，先到北京俄文专科学校预备班学习一年俄语，通过考试后，1954年，我和3名同学到苏联莫斯科第二医学院儿科系学习，可以说从这以后，我和儿科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苏联莫斯科第二医学院门前合影（右一为许克铭）
采访组：请您讲讲在苏联留学的经历。
许克铭：在苏联学习期间是非常艰苦的，虽然在国内学习了一年俄文，但到了这里才发现，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语言障碍，买生活用品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更不用提听老师讲课了。每天上课要带三本字典：中俄字典、俄中字典，还有俄文拉丁文字典，因为解剖课全程用拉丁文，所以不懂拉丁文是不行的。我们嘴上说“这也太难了”，但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党和国家花钱派我们留学，是希望把国外先进医学技术和经验带回来，不能刚碰到困难就轻言放弃，要拿出蚂蚁啃骨头的精神，骨头再硬也要一点一点啃下来。
苏联留学期间师生合影（第二排左二为许克铭）
为了解决语言难题，学校开办了外文小班授课，老师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都非常关心和照顾。学校没有食堂，饮食起居全靠自己，寒暑假时间比较长，但我们没有休息过，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学得不够多、成绩不理想，生怕不能学有所成报效祖国。1960年，我如期毕业，还被学校评为优秀毕业生。
留苏期间参加学术讨论会（第一排右四为许克铭）
采访组：您回国后就来到首儿所工作吗？
许克铭：是的，1960年我回国后，分配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现首都儿科研究所）。那时候首儿所的临床基地设在北京儿童医院内，有四个病房，呼吸内科的张梓荆医生、消化内科的李家宜医生分别牵头了儿童肺炎和消化不良的重点科研项目，我就在这两个病房做临床医生，帮助他们完成一些最基本的科研工作。
工作的不断积累让我逐渐认识到，临床工作不仅仅是为病人诊治，还要细致观察病情，认真思考并加以总结，从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才能有效地提高诊疗水平，高质量的为患儿服务。科研工作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坚持科研为先、突出重点、发展特色、争取创新才能使得学科不断进步，才能使医生诊疗水平不断提高，因此，临床和科研是相辅相成的，这个理念贯穿到了我今后的具体工作中。
采访组：我们知道您是小儿神经内科专家，您是什么时候从事这个专业研究的？
许克铭：1978年，首儿所决定建立神经内科，安排我到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内科进修一年，然后参加了全国首届小儿神经病学进修班学习，这个进修班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左启华教授开办的，她是我国小儿神经学科的创始人。我的专业知识就是这样从头学起，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1980年9月5日全国小儿神经病学进修班留影（第二排右七为许克铭）
1981年，首儿所成立了小儿神经内科，科室成立之初只有我一个人，1982年建立内科病房内设神经科病床，此后我一直从事小儿神经专业研究，2003年退休后我也坚持出门诊，直到2020年发生新冠病毒疫情后才停诊，那时候我已经86岁了。可以说我这大半生都奉献给了儿科事业，也无愧于当年国家对我的栽培。
采访组：可以说首儿所神经内科是您一手创建的，那么在创建初期，您遇到过哪些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许克铭：科室刚成立的时候确实面临很多难题：一是缺少专业人才。最初只有我一个人，后来开始做科研工作，因为罗桂芳医生对神经学感兴趣，便来和我一起工作。除了出门诊，其余时间我都用来提高专业水平，比如参加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每周一次的查房，不断的学习，慢慢去积累。我44岁才开始做小儿神经学研究，真的很难，但我是喜欢挑战的人，领导既然把开设神经科的重任交给我，我就要做好，慢慢地我对这个专业也越来越感兴趣。
二是硬件设施差。当时只有一间由张璿大夫建立的8导脑电图室，神经科门诊只能做一些常规检查，不能很快为患儿明确诊断。1982年成立了专业病房，有二十几张病床，才逐步开展临床和科研工作。到八十年代中期，病人越来越多，而且来自全国各地。
1975年5月5日内科病房（右为许克铭）
三是缺少经费。我一直认为，科室想要壮大，必须临床和科研相结合，没有科研经费，我们就去研究那些既省钱又实用的项目。比如我和罗桂芳医生研究的抗癫痫药物血浓度监测实验，服用同样剂量的药，患儿个体对药物的吸收是不同的，有的孩子服用就达到了有效范围，但有的孩子可能需要加大剂量，有些甚至需要减少药量以防中毒。因此需要进行抗癫痫药物血浓度监测，才能确定药物的使用剂量，精准用药，让治疗更有效果。没有实验室，我们就借助所里的大实验室去搞研究，没有先进的设备，我们就用纸记、用笔算，经常工作到深夜。
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门前合影（右二为许克铭）
采访组：能给我们讲讲您科研方面的工作吗？又遇到过哪些难题呢？
许克铭：儿童癫痫是我后来主要的研究方向。在临床出诊时，有些家长会跟我反映孩子学习困难，经过观察发现，较多癫痫患儿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缺陷，特别是记忆障碍，这对于儿童来说影响还是很大的。但是当时有关癫痫患儿记忆方面的研究，国内还没有人去做。于是，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开始着手研究各种因素对患儿记忆功能的影响，对患儿的短时记忆力进行测定并和正常儿童进行比较。
我们采用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编制的《临床记忆量表》测定患儿记忆力，量表包括指向记忆、联想学习、图象自由回忆、人像特点联系回忆、无意义图形再认五项测试内容。这项研究比较耗费时间，一次测试大概需要40多分钟，我们免费给患儿测定，大部分家长还是很配合的。正常儿童的测定选择到学校去做，需要征求校方领导、老师以及家长的同意，筛选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正常儿童，由学校组织学生在周末进行测定。当时我们没有经费，就自己花钱给孩子们买了糖果零食表示感谢。
研究结果表明，一部分癫痫患儿的记忆成绩明显低于正常儿童，起病年龄越早，发作次数越多，停止发作间期越短，记忆力越差。因此，合理用药、积极控制癫痫发作对于减少脑损伤，保护记忆功能，提高学习能力具有突出意义。《癫痫儿童记忆功能的系列研究》获得了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采访组：您曾到美国进修一年，这一年有哪些收获，对工作有哪些帮助？
许克铭：1993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弗洛里达州迈阿密大学医学院进修，除了进行实验，其余时间都到图书馆查找癫痫方面的文献，也是在这时，我看到了由美国研究生活质量领导小组制定的《癫痫患者生活质量量表》。量表包括7个分项：对发作的担忧、生活满意程度、情绪、精力状态、认知功能、药物影响及社会能力，通过问卷可以计算出患者的生活质量。
1994年在美国弗洛里达州迈阿密大学医学院实验室
我觉得这个量表太有用了，因为癫痫病人虽然用药物控制住了病情，但生活方面仍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很多癫痫患儿，不仅是孩子自己，连同他的家长都会出现抑郁、焦虑等问题，甚至出现自杀的情况。应用《癫痫患者生活质量量表》，可以对患儿的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在抗癫痫药物治疗的同时，对患儿的生活、学习、心理等进行干预，以减少疾病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其生活质量。
但是，当时国内还没有这样的生活量表，更不用说应用在儿童癫痫领域了，所以我想一定要把量表带回国。于是我找到了量表的作者，表达了意愿，作者非常热情的同意了我的请求。1994年进修学习结束，我复印了两套量表，一份随身携带，一份打包在行李箱，生怕路上遗失。
回国后，我邀请专人对量表进行翻译，在确保量表的可信度和灵敏度的前提下，对其中的数据和内容稍做修改，以适用于儿童。同时请教了北京大学神经心理方面的一位老教授，就量表如何应用于对患儿的心理状态进行了科研规划和设计。
1994年，在国内我率先牵头开展了癫痫患者的生活质量、癫痫儿童的心里干预等系列研究，旨在治疗疾病的同时提高癫痫患儿的生活质量。2000年，《癫痫儿童的生活质量及心理干预》项目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采访组：从医多年，您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许克铭：我是一名儿科医生，每次抢救危重病人，看到他们成功脱离生命危险、顺利出院，我都特别高兴、特别有成就感。
记得是1965年，我在病房做住院医时，救治过一名从急诊转来的心源性休克的患儿。十多年后，我在商店里买东西，一个人把我叫住了，上来就说：“许阿姨，您还认识我吗？当年是您把我救回来的，您给我看过病”。我心里特别高兴，一是因为看到当初瘦弱的男孩已经长成了阳光帅气的小伙子，二是我只是做了医生该做的，可是患者却把我记在了心上。
还有一件事是1977年，我作为医疗队成员，到昌平区开展儿童保健和常见疾病的防治工作。期间遇到一名11岁青霉素过敏导致休克的男孩，我为他进行了紧急抢救措施，保住了一条命。多年后，这个孩子长大后竟然还记得我，当听说我有困难时，还来家里帮助我，真的让我非常感动。
做医生，肯定是很辛苦，但我也很享受治病救人带来的成就感，不是所有职业都有这种感觉。而且，病人也给予我很多东西，我的专业知识主要来源于病人，他们是我的老师。我治好了孩子的病，他的家人会记着我、念着我、甚至帮助我，这种获得感也是别的职业体会不到的。
1995年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前进行“六一”义诊咨询
采访组：您退休后一直出门诊，这是为什么？
许克铭：我是2003年退休的，退休后除了出门诊，有时还参加神经内科的科研工作，和大家一起讨论科研问题，并在此期间建立了神经心理研究室。直到去年2月停止了门诊工作，在我86岁时，真正的“退休”了，停诊后很多病人给我打电话询问病情，我也尽力为他们解答，有的孩子在我这里随诊多年，已经不再是医患的关系，就像家人一般互相关心，互相牵挂。1960年毕业的时候，我和同学有个约定，“国家培养我们不容易，要为祖国工作至少50年”，我做到了。
退休后仍坚持出诊
采访组：您是什么时候入党的？
许克铭：国家派我到苏联留学时，我就萌生了入党的愿望，但留苏期间不发展党员，回国后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直到1986年2月22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我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了，1988年，我担任内科党支部书记，除了做好党务工作外，还经常组织开展义诊活动，组建医疗队到偏远山区巡诊，也因此获得先进党支部称号，2001年我被评为北京市卫生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采访组：请您说说对年轻人的期盼，以及您作为一名医生的感悟。
许克铭：医学无止境，要活到老学到老。现在的年轻医生很幸福，生活在祖国繁荣昌盛，医学事业飞速发展的年代，在你们最好的时光里，要努力学习、努力钻研、努力工作，要做一名科研型的临床医生，更好的提高医疗水平，更好的为患儿服务，这是我对你们的期望，也是对我自己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