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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华:不忘初心,一辈子做儿保人
时间:2022-07-01 文:邱爽 摄:袁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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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华,1945年10月1日出生,上海人。曾任首都儿科研究所儿童保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6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1970-1978年先后在陕西省榆林地区妇幼保健所、榆林地区卫生局、榆林县医院工作。1981年毕业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现首都儿科研究所),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所从事儿童保健工作。1989-1991年,先后到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进修学习。2015年10月退休。现任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卫生合作中心主任、国家卫生计生委儿童用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分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早期发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中华预防医学会科技奖二等奖,全国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成果奖二等奖,全国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科技创新一等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采访组:戴主任,您好!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成长经历,您为什么会选择学医?
     戴耀华:我父亲是一名医生,从小受到他的影响,在考大学的时候选择了医学专业。也是听从了父亲的建议,选择了儿科专业。进了大学才知道,儿科是非常需要人的,我想父亲是知道这个情况的。
     1963年,我进入大学开始学习,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是全国重点,一入校,校长就对我们说,“别的系可以留在上海,只有儿科系要全国分配”。所以我当时就明白,做一名儿科医生要志在四方。
     在临床操作阶段,打针、采血这些基本功要求学生之间互相操作,看到有的同学不敢下手,老师就说,“对儿科系的要求就是要比别人高,基本功要学得扎实,静脉输液人家扎不进的针,你们都得扎进去”。
     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在大学里学习了7年。毕业分配时,作为儿科系唯一的学生党员,我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选择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榆林地区。
     1970年8月,我坐火车从上海到了内蒙古包头,再坐两天的汽车到陕北,穿过了整个内蒙古草原和毛乌素沙漠,终于到了榆林。一部分同学分配到了公社医院,我则留在了地区妇幼保健站。
     榆林是一座在沙漠中的古城,这里有电、有自来水,但是没有粮食。我们每天吃两顿饭,主要的粮食是高粱和玉米,细粮很少,最常吃的饭就是饸饹,是用玉米面和高粱面做的一种面食,很硬,配菜就是土豆和酸菜,偶尔加一次西红柿。在上海,我们习惯吃大米,于是做了高粱米饭,结果发现高粱米饭吃多了胃不舒服,又把高粱熬成米粥,配着玉米馍馍吃。就这样,我们几个上海人克服了饮食困难。
     刚到妇幼保健站,我就参加了地方性甲状腺肿的疾病普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脖子病”。我们穿越毛乌素沙漠,每天要走60里路到各公社入户调研,经常是走着走着鞋子里就灌满了沙子,到后来干脆脱了鞋,穿着袜子在沙漠里走。我们每天白天挨户调查有多少人得了大脖子病,晚上回来写调查报告。就这样,在妇幼保健站的3年时间里,我走遍了榆林地区12个县。后来,榆林地区卫生局把我调到局里工作了3年,每天在办公室接电话、写文件,我觉得没有发挥出儿科医生的作用,于是申请到医院当医生。地委书记很支持我,把我分配到了榆林县医院的儿科。
     榆林县医院的儿科,除了我还有两名护士提升的医生,我们3个人不仅要负责门诊还要管病房,晚上还有夜班,到了冬天,更是忙得不得了。因为这里经济条件不好,孩子大多营养不良,而营养不良很容易导致感染,所以一到冬天肺炎患儿就特别多。我曾经一个晚上接诊了5名肺炎患儿,第二天我就和大家说,我们3个人的力量不够,应该开展一些针对肺炎的培训,让大家都了解这个疾病,这样就能帮忙做一些儿科工作,帮助更多的孩子。直到后来我们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开展儿童疾病综合管理项目时,我又重返榆林地区,对当地的基层医生进行培训。
     在医院待的时间越长,我越觉得基层医院非常锻炼人,很多在城市里没有见过的疾病,在这里都能见到。而且我发现整个地区的儿童预防保健工作做得不够,最基础的打疫苗,也是有的孩子能打,有的还打不上,所以我就感觉到,想让广大农村的孩子健康成长,光有临床医疗是远远不够的,这也为我后来从事儿童保健工作打下了基础。

采访组:您是哪一年来的儿科研究所?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在儿科研究所的工作经历。
     戴耀华:1978年恢复高考,同时也可以报考研究生了,在榆林工作期间,我也没有放下书本,经常阅读英文书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考上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师从我国儿童保健的创始人薛沁冰教授。
     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了儿科研究所工作。薛沁冰教授曾经在1954年留学苏联,回国后想把苏联的儿童保健服务模式引进我国,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中国的儿童保健体系。我就跟随薛沁冰教授一起做儿童保健工作。
     当时,薛沁冰教授负责全国12个省市儿童死因的调查工作,需要挨家挨户地入户调查,那时候交通不发达、通信也落后。记得有一次在湘西调查时,为了三户人家,我们用了两个多小时爬到2000米海拔的山顶,刚进入一户侗族人家,一进门就看到一位母亲正抱着孩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孩子不停地咳嗽,面色苍白,呼吸急促。我一看不对劲,就跟她说:“孩子很可能是肺炎,要赶紧下山送医院!”孩子母亲却一脸茫然地问:“就是有点咳嗽,怎么可能是肺炎呢?”我很惊讶,原来孩子的母亲对肺炎一无所知,我们把孩子送到山下的县医院,经诊断,孩子患了重度肺炎,再晚一点送医院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看着正在接受治疗的孩子,薛沁冰教授对我说:“很多人就像这位母亲一样,不了解、不知道孩子病重,把孩子耽误了。所以我们做儿童保健工作的,有很多事情要做,既要培训基层医生,还要教育家长。做临床是对个体,做儿保却是对群体,能够挽救更多儿童的生命。”在她的影响下,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立下了毕生志向,“一辈子做儿保人”。
     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在首都儿科研究所设立了急性呼吸道感染流行病学与保健组织研究合作中心,希望制订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控制规划,从而降低我国儿童死亡率,我作为项目组成员也参与了中心的工作。在此期间,我多次出国进修,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系统学习了儿童早期发展。儿童早期发展是儿童保健的最高层次,需要多学科、跨学科的知识和人才。两所大学的教授都曾挽留过我,希望我留下工作。但我忘不了自己入党的初衷,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广大儿童健康的挂念,毅然选择了回国。
     1991年回国后,我与几个同事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儿童早期发展研究室,把发达国家的儿童保健研究技术引进来,系统地开展了我国儿童早期发展的研究,从此奠定了首都儿科研究所在儿童保健方面的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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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在四川省什邡县与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到农村考察急性呼吸道感染控制项目

儿童早期综合发展研究室致力于研发儿童早期综合发展领域新的干预措施,并开展适宜技术的推广应用研究,探索儿童保健服务新模式,长期承担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的公益性研究项目,近年来也在移动健康领域开展了相关研究。我们的公益性项目涵盖儿童常见病控制、婴幼儿喂养和营养改善、儿童早期发展促进三个方向。儿童常见病控制自1998年引进世界卫生组织儿童疾病综合管理适宜技术,经过早期实施试点,目前已经完成全国省级师资培训,并扩展到全国。2012年起,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支持下,开展青海省6-23个月儿童家庭营养强化项目,通过喂养健康教育和营养补充剂改善婴幼儿贫血,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婴幼儿贫血的状况得以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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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开展儿童疾病综合管理项目

    促进儿童早期发展需要多学科的合作与参与,2005年启动儿童早期发展项目以来,先后在20家省、地市级妇幼保健院实施儿童早期发展促进项目,北京市卫生局在我们研究的基础上,2013年启动了“儿童早期发展工程”,在全市的区县妇幼保健院成立了“儿童早期发展中心”,将北京市的儿童保健服务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在全国发挥了示范作用。国家卫生计生委也在2015年启动了“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在北京市的基础上制定了“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的标准,在全国建立了50个示范基地。我作为主要专家组成员,参与了标准的制定、教材编制和人员培训,并参与指导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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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卫生合作中心

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做这件事情,不仅仅是面对城市,还下到了基层农村,将儿童疾病综合管理、儿童早期发展、儿童保健覆盖到了全国,特别是在儿童保健这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上,首都儿科研究所起了很大的示范引领作用。

采访组:您能谈谈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主任的工作吗?

戴耀华:1989年,急性呼吸道感染流行病学与保健组织研究合作中心成立后,出色地履行了世界卫生组织授权的职责,在儿童卫生领域开展了大量领先的科研工作及适宜技术推广,发挥了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在国内、国际的示范及辐射作用。由于中心授权的职责范围扩大,扩展为儿童疾病综合管理,因此在1999年改名为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卫生合作中心,我担任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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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卫生合作中心-戴耀华研究员多次被世界卫生组织邀请为顾问,参加有关全球儿童卫生策略制定

我们在儿童卫生领域积极开展工作,先后执行了国家卫生部下达的多项任务,以及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合作项目,为国家制定卫生政策提供研究依据,在降低儿童疾病的发病率、改善儿童营养和生长发育、推进儿童早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卫生合作中心主任,多次被世界卫生组织邀请为顾问,参加有关全球的儿童卫生策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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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参加长治县“婴幼儿辅食营养包推广研究”项目启动会

在卫生部的领导下,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组织专家制定了我国的《儿童疾病综合管理策略》(IMCI),对引起儿童死亡的5种常见疾病进行综合管理,推荐价格合理而有效的药物,培训基层医生与患者交流的规范流程和技巧。IMCI项目启动以来,在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县进行了推广,对基层医生开展儿童早期发展适宜技术培训,提高基层人员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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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作为卫生部儿童营养改善专家组成员到贵州毕节地区考察营养包发放工作

我们服务的地方很多是偏远山区,其中还有不少少数民族聚集生活的地区。在广西壮族的一个支系黑衣壮族居住的地方,那里的山很高,山路陡峭,他们居住的是两层木楼,一层用来养猪、养牛、养鸡,二层用来住人,还保留着特别原始的生活习俗。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地方我们来对了,必须对当地的赤脚医生进行培训,这样才能让每个孩子获得这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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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在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与当地村医合影

培训的内容都是适合基层医生的,比如在没有X光机的情况下,怎么判断孩子是否为肺炎?我们有一套不需用X光机,仅凭呼吸次数和胸凹陷等体征的适宜技术进行分类。第一就是数孩子在相对安静的状态下每分钟的呼吸频率,按照不同的年龄来判断,2个月以下的婴幼儿呼吸频率大于、等于60次/分以上就要考虑肺炎,2个月到1岁之间的婴幼儿大于、等于50次/分以上就要考虑肺炎,1岁以上幼儿的大于、等于40次/分以上就要考虑肺炎。第二是看胸凹陷,因为患有肺炎时,呼吸道阻塞使吸气时气体不能顺利地进入肺内,通气和换气功能障碍,可出现吸气时下胸壁凹陷,因此一旦发现有胸壁凹陷,最好马上送医。如果去医院确诊为肺炎,就应该使用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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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在湖南农村卫生室察看体检儿童

在后来的督导中我们发现,这些针对基层的适宜技术推广使我国儿童的死亡率有了大幅下降。我也因此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顾问去往巴基斯坦、蒙古、老挝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协助。因为作为一个合作中心,不仅仅是为中国做事,同时也要为全球卫生做贡献。我今年已经76岁了,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把合作中心的工作接力下去,这是一项造福我国乃至世界亿万儿童的工作。

采访组:您从事儿童保健工作40余年,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戴耀华:让更多的孩子拥有健康的未来是我一生最大的梦想。我希望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秉承这样一个目标。不管是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经济发达地区或者落后地区,每个孩子应该拥有同等的保健和医疗服务。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些年要到基层去,就是为了让基层医生的水平提高,更好地为基层的儿童提供服务。我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走出象牙塔,走出首儿所,下到基层去,这样才能知道自己到底为了什么、要做什么。

采访组:您是什么时候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戴耀华:我生在解放前,成长于解放后,从小学开始接受的教育就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当时受到很多榜样的激励,比如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雷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进入大学后,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到现在我还记得《共产党宣言》的开头和结尾,“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种教育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理所应当地认为,我的成长之路就是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共产党员。所以在1965年12月大学三年级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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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您想对年轻党员说些什么?

戴耀华:我年轻的时候,确实是那种非常有激情的人,不论是在大学还是在榆林妇幼保健站,每天早晨我都带着大家读报纸,读《毛泽东选集》,直到现在我也保持着这个激情。对于年轻党员,我想说的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论在任何岗位,都要时刻牢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要严格自律,要不忘初心,不论将来走多远,要不忘来时的路,永远不要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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