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鹤松，1929年8月10日出生，江苏溧阳人。曾任首都儿科研究所副所长、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副院长、传染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195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大学本科学历。1956年9月分配到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现北京友谊医院），曾任儿科副主任。1963年到首都医科大学任教20年。1983年调入首都儿科研究所。1997年2月退休。曾先后从事危重病与微循环、小儿腹泻病、微生态研究、中西医结合研究。曾任卫生部腹泻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常务理事、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兼儿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获得全国科技大会一等奖、国家发明二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建国40周年百项优秀科技贡献奖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采访组：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成长经历，您为什么会选择学医？

方鹤松：1929年8月10日我出生在江苏省溧阳市，那里是新四军的根据地。在战争年代，学校经常停课，学生们只能辗转于各学校，我在江苏省溧阳中学毕业前，已经更换了5所学校。

我在溧阳中学读书时，有两位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一位是我的班主任，他经常说“乱世读书治世用，别看现在国家动乱，将来还是需要人才的”，他劝勉我们好好读书，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另一位是生物老师，他说自己的理想是学医，做一名像华佗、扁鹊、李时珍那样医术高超、救人无数的医生，或者像英国微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一样，发现青霉素，结束了传染病几乎无法治疗的时代。虽然理想没有实现，做了一名教师，但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学医，改变我们国家尤其是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

老师的话让我深有感触，旧社会生活卫生水平低下，老百姓饮食营养不足，容易得肺痨，就是肺结核，这个病当时是不治之症，也没有人懂得如何预防，不少孩子因为生病而夭折。就是从那时起，我立志学医，做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不为良相，愿为良医”就成为了我的人生格言。

老师告诉我，“想要学医，各门功课都要优异，几万人才录取几十名学生，很难”，为了离理想更近一步，我更加刻苦学习了。功夫不负有心人，高考结束后，我同时收到了北京医学院和同济大学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选择了首都北京，在北京医学院学习了5年，我想做一名外科医生，就选择了外科专业。在生产实习3个月的时候，接到学校通知，北京儿童医院开院，需要从我们班抽调40名同学去儿科，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就带头去了北京儿童医院。

从外科转到儿科，一开始我很不习惯，但随着接触的孩子越来越多，工作也越来越顺手，我逐渐喜欢上了儿科。1956年实习结束，我分配到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友谊医院儿科工作。

年轻时的方鹤松

采访组：您参与的一项研究曾获得国家级奖项，您能讲讲这背后的故事吗？

方鹤松：上世纪50年代初，建国初期的医疗卫生条件很差，传染病猖厥流行，在儿科领域，中毒型痢疾是第一致死的疾病，死亡率高达20%-30%。看到这些病死的孩子，家长痛心疾首，我也跟着一起伤心落泪，只恨自己水平太低，不能救活这些孩子。后来，北京市委卫生体育部部长崔月犁同志到医院调研，让我们想办法攻克这个难题。

儿科主任祝寿河接到任务后，在科室里组建了科研团队，开展对小儿中毒型痢疾的研究，我有幸成为祝寿河主任的第一助手。我们对患儿进行严密观察，发现引起死亡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不断的惊厥抽搐，二是呼吸衰竭，三是循环衰竭。我们还发现，这些孩子都是在发病24小时内死亡，只要过了24小时就有可能生还。

怎样守住这三关，让孩子扛过24小时？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最后联想到了北极熊。北极熊每年都要冬眠半年，不吃不喝只是睡觉，这期间它的呼吸、心率会下降，新陈代谢水平也下降到最低点。我们能不能想办法让孩子“冬眠”，降低耗氧量，维持他的生命？祝寿河主任想到了外科手术时使用的低温麻醉方法，低温麻醉就是在全身麻醉下，用物理方法降低患者的体温，以此降低机体基础代谢、减少耗氧量、保护机体或器官免受缺血缺氧的损害。我们请来麻醉科医生指导，为两名病情最危重的中毒型痢疾患儿进行“人工冬眠”，给他们注射“冬眠药”，等孩子入睡后，在双侧腋窝、双侧腹股沟大动脉血管处放上冰袋，体温降到35℃，孩子睡着了，脸上还红扑扑的，24小时后，孩子醒过来了，病情也转危为安。两例危重型患儿的治疗取得了成功，我主要负责“冬眠药”的剂量以及实施方法的研究。

我们就将“人工冬眠疗法”在一次儿科学术会上做了专题报告，引起了各家医院的关注。1958年，由北京友谊医院牵头，联合北京儿童医院、东单三条儿童医院成立一个中毒型痢疾研究小组，把我临时调到了中毒型痢疾患儿最多的北京儿童医院。同年，协作组使用“人工冬眠疗法”共治疗了80例中毒型痢疾患儿，病死率由22.3%下降到4.2%，文章在《中华儿科杂志》上发表，全国各地争相学习，救活了好多患儿。

“人工冬眠疗法”能救活很多孩子，但是它也有缺点，就是操作比较复杂，要有专人看护。为了找到更简单快捷的方法，友谊医院儿科联合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病理生理研究室，观察人体微循环障碍的情况，通过对中毒型痢疾、暴发型流脑、感染性休克、休克型大叶肺炎等危重病的研究，发现了微循环障碍的变化规律。于是，我们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合作，请他们帮忙寻找一种能够改善微循环的药物。药物研究所的同志从青海省唐古拉山找到一种中草药——唐古特山莨菪，从中提取出一种叫“山莨菪碱”的成分（简称“654”），对改善微循环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新药氢溴酸山莨菪碱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

我们将研究成果向崔月犁同志汇报，他很高兴，让我们尽快在临床上观察使用。1965年4月，我们开始运用“山莨菪碱”治疗中毒型痢疾和暴发型流脑，随后，采用人工合成方法制得的山莨菪碱（简称“654-2”）为主，配合其他一些方法的综合疗法治疗暴发型流脑、感染性休克、休克性肺炎等危重病，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使中毒型痢疾病死率进一步下降到1%以下，暴发型流脑病死率由60%下降到8.97%。“山莨菪碱治疗急性微循环障碍性疾病”也因此获得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一等奖（国家级一等奖），新药氢溴酸山莨菪碱（包括天然品654及合成品654-2）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

采访组：您是小儿腹泻病的学科带头人，是什么原因让您开始这项研究的？

方鹤松：中毒型痢疾和暴发型流脑两种危重病基本控制住了，我开始考虑下一个研究课题。1978年我查阅国外文献时发现，第三世界5岁以下小儿每年有500万人因腹泻病而死亡，为此，世界卫生组织把腹泻病作为儿科第一项研究课题，但是研究资料里没有中国的资料。

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对小儿腹泻病的研究。我对北京友谊医院小儿科20年来收治的小儿腹泻病例进行分析，发现小儿腹泻病在咱们国家有两个流行高峰，一个高峰是发生在6-8月，是夏天，我们称为夏季腹泻，发病原因主要是痢疾杆菌和致泻性大肠杆菌。另一个高峰发生在10-12月，是秋冬季节，但长期以来病源不明。我在国外文献中看到，澳大利亚学者Bishop1973年发现秋冬季节腹泻多由轮状病毒引起。于是我查阅了所有轮状病毒相关材料，撰写了一篇“婴儿腹泻新病原——轮状病毒”的综述，发表在《国外医学》杂志上，同时联合北京友谊医院病毒室、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室、东单三条儿童医院，采用免疫电镜和双份血清法对轮状病毒进行研究，结果证明我国秋冬季节的轮状病毒的阳性检出率达到83.7%。1981年，在国内率先报道“中国小儿秋季腹泻”的主要病原是轮状病毒，由此带动了全国病毒性腹泻的研究。

1983年，首都儿科研究所成立附属儿童医院，北京市卫生局把我调到首都儿科研究所任副所长。我继续开展小儿腹泻病的研究，1985年到1988年，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卫生部、北京市卫生局的支持下，我牵头开展了中国七省一市（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四川省、山西省、陕西省、湖北省、北京市）小儿腹泻病的防治研究，通过11万人次的大面积大样本流行病学调查，基本查清了我们国家小儿腹泻病的发病情况。

在我国，每个孩子每年要得2±0.03次腹泻病，发病次数低于第三世界国家，但高于美国、日本第一世界国家。同时也发现了小儿腹泻病和气候的关系以及性别特点，秋季腹泻多为轮状病毒引起，夏季腹泻多为细菌感染，且患病男孩多于女孩。更重要的是我们查清了引起小儿腹泻的危险因素，制定出了小儿腹泻病的预防方法，并在7省示范县进行一年临床试验，使小儿腹泻病发病率下降了51.7%。

我们还对7省1市的2939例腹泻患儿的粪便进行了细菌、病毒和寄生原虫等病原学检查，基本查清了我国小儿腹泻的病原，包括轮状病毒、痢疾杆菌，沙门氏菌、空肠弯曲菌、致病性大肠杆菌等。接下来对分离出的致病菌进行了12种常用抗生素的药敏试验，成为临床医生选择用药的重要依据。

我们通过对北京市城郊五家医院的儿科病房进行全年监测，摸清了院内交叉感染的主要病原和传播途径，研究出最有效的消毒方法，提出了控制交叉感染的对策。

当时北京市一家妇幼保健院收治了一名鼠伤寒患儿，有发热、呕吐和腹泻的症状，由于院感工作不到位，出现同病房患者交叉感染的情况。我们在病房的门把手、床边、床沿、柜子等各个地方采取样本，查看污染情况，发现病房的环境污染达到40%以上。后来我们采用过氧乙酸烟熏消毒方法，连续几次后，环境污染降到10%以下，病人交叉感染的问题就解决了。

1989年9月，北京市卫生局主持召开“七省一市研究成果”鉴定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卫生部代表出席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这一研究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对我国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小儿腹泻病的控制有深远影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员说：“这是世界上小儿腹泻研究的最大样本，对全世界小儿腹泻病的控制有重要意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对这一研究成果都给予了报道。

2004年，方鹤松主持中国腹泻病高峰会

我作为小儿腹泻病的学科带头人，主持了第三届、第四届全国腹泻病学术大会，卫生部成立国家腹泻病专家委员会后，我被聘请为顾问委员，并将小儿腹泻病诊断治疗方案的编辑工作交给了中华儿科学会消化学组和首都儿科研究所。1992年4月，由我起草的《中国腹泻病诊断治疗方案》经有关医学院校及医疗保健、妇幼、防疫机构从事腹泻病临床及预防控制方面的专家修订后正式颁布，在全国推广执行。我认为沿用多年的腹泻病旧的治疗方法，比如禁食、过多应用静脉输液及滥用抗生素，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应当废弃，建议建立新疗法，包括继续饮食、大力推广口服补液及纠正滥用抗生素。根据七省一市小儿腹泻病原监测结果，我提出两点，一是约占70%的水样便腹泻是由病毒或产毒素细菌引起不需要应用抗生素；二是只有约30%的脓血便腹泻是由侵袭性细菌引起才需要应用抗生素，这就为腹泻病应用抗生素提出了一个准则。

“厌氧菌对小儿腹泻发病激励及治疗作用的研究”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1989年，我开始研究小儿腹泻病与肠道微生态的关系。我们体内的益生菌群，95%是双歧杆菌，1%是乳酸杆菌，3%是其他厌氧菌，剩下的1%是由大肠杆菌、肠球菌、葡萄球菌等组成的需氧菌，它们组成一个微生态。我们发现健康儿童的粪便中，厌氧菌和需氧菌的比例是1000∶1，腹泻儿童的比例是1∶1，厌氧菌减少了1000倍，这就说明肠道里的微生态严重紊乱了，紊乱以后是可以引起腹泻病的。所以，我们使用双歧杆菌治疗腹泻病，效果还不错。这个课题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为微生态制剂在腹泻病的预防和治疗中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国内小儿腹泻病首创了微生态疗法，这项研究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方鹤松在出诊

采访组：您到首都儿科研究所工作后，创建了传染科，为什么要建立传染科？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方鹤松：1983年，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开院，我受上级安排，从北京友谊医院调入首都儿科研究所。上级领导安排我离开临床担任副所长，一心做行政管理工作。但我最主要的任务是做科研、做临床，完全离开临床我不干，我不做领导都行。最终，我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做科研、做临床，三分之二的时间做行政。

我在友谊医院的研究方向是中毒型痢疾、脑炎等传染病，首儿所有单独的病房，却没有做传染病医生。在传染科创建时期，确实遇到一些困难，但我们的原则是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科室开诊后，腹泻、腮腺炎、脑炎等带有一定传染性疾病患儿都住进我们病房了。那段时间，我带领科里的年轻医生出诊、查房、做科研、拿课题，困难一点点被克服，科室也越来越壮大。我退休后，传染科改为感染消化科，后来又分成了消化内科和感染科。

采访组：您主张中西医结合，这是为什么？

方鹤松：上世纪70年代，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发现当时我国医药市场里全是进口药，中成药很少，而且我们买进来的中药比卖出去的中药花费更多，因为卖出去的是中药饮片或草药，到了国外开发出一个新产品，再高价卖给中国。所以崔部长提出要加快中医的研究。

1974年，北京市卫生局组织开办了面向临床主任的北京市第六期西学中班，班长是北京儿童医院的张金哲院士，胡亚美院士和江载芳教授是我的同学。

学中医前，我只会用中成药，但是中成药不能加减，不灵活。经过一年的学习，我可以灵活使用中药汤剂进行辨证施治。老师告诉我们，“要不断实践、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要好好学，但是不能满足于此，要把自己的经验加进去，让方子更精炼”。我遵照老师的话，不断总结经验，总结出了一套常用的中药方剂。比如治疗感冒的“利咽化扁治感汤”，治疗咳嗽的“清肺止咳汤”“治喘汤”，治疗肚子疼、消化不良的“增食安腹汤”“化积增食汤”，有的孩子烂嘴巴、口疮长得很厉害，用了“口炎汤”五天左右就好了，这些方剂临床效果很明显。

我们还对“增食安腹汤”进行了临床试验，发现治疗小儿厌食症后的肚子疼效果很好。后来开发成口服液“神曲消食口服液”，用来治疗儿童消化不良、厌食等，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和欢迎。

1988年，获得“坚持中西医结合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中医有成套的理论依据，有很好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去研究，去融会贯通。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治病救人，无问西中。我认为只要能更好更快地解决患者的痛苦，就应当利用。所以我大力提倡中西医结合。1988年，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还为我颁发了“坚持中西医结合30年贡献奖”。

采访组：您是什么时候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方鹤松：在北京医学院上学时，前两年学习被称为预科班，上课地点就在北大红楼，在这里我们学习了很多医学专业知识，也培养了爱祖国、爱党、爱人民的情怀。我的家庭并不富裕，上学完全靠国家助学金。1955年5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接受党的教育，要听党的召唤，再加上医生工作的特殊性，我养成了随时出发的习惯。家里有一个旅行包，里面装着洗漱用具和换洗衣物，一有号召，不用收拾，提起背包就能出发。

1973年-1974年，我参加了延安市中医医院（现为北医三院延安分院）巡回医疗队，用“654疗法”治好了很多中毒型痢疾的病人。有一次到农村卫生院，刚进院门就听到大家喊，“方大夫来啦！方大夫来啦！”我一看是孕妇难产，助产师没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虽然是儿科医生，但是上学时也学过妇产科的基本知识，知道这是臀位产，就上去帮忙，帮助她把孩子平安生下来了。孩子奶奶高兴极了，拿出一筐鸡蛋送我，我不收，她就天天送。

1984年，延安市中医医院邀请我给医务人员讲课、指导工作。我就和王文博医生、卢兢医生一起去了延安。当地百姓听说方队长回来了，都来到医院，一天里我接诊了120个病人，药房的中草药都卖光了。

我是党员，又是医院骨干，国家培养了我，我必须为党为国家做出贡献。所以，每次有巡回医疗下基层的任务，我都积极报名参加。

方鹤松与“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合影

采访组：您对年轻医生有什么期盼和叮嘱？

方鹤松：对年轻医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满足于医疗工作，要踏踏实实做科研，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要有远见卓识和社会责任感，为医者，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