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麟，1936年9月出生，北京人。1951年1月参军入伍。195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历任文书、保密员、政治干事、教导员、医院副院长、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1984年3月转业到北京市，历任北京市卫生局组织处副处长、统战处处长兼对台办公室主任。1988年11月任首都儿科研究所党委书记，高级政工师。1998年9月退休。退休后任中国医学基金会副会长、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儿童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家庭情况和成长经历。
王永麟：我1936年9月出生在北京市丰台区。父亲是一名机械机电工程师，我未满周岁就爆发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1942年，随父母逃难到了抗日后方桂林。从北京到桂林要辗转几个城市，一路上，我们穿过日军的封锁线，接受各种盘查，日本鬼子的狰狞面目我现在还记得。在桂林上小学二年级时，日本鬼子又打到了桂林，全家经贵州逃难到重庆，饱尝山河破碎颠沛流离之苦。好不容易盼到抗日胜利，内战又起。1946年夏天，全家迁居天津。战乱的童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唯一企盼的是国家富强，生活安定。
国民党发动内战人心失尽，解放战争势如破竹。1949年我在天津刚升入中学就迎来了天津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社会风气也为之一新，街上的地痞流氓看不见了，逃荒要饭的人也没有了，因为只要你肯劳动，人人都有饭吃，真是体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51年1月23日参军入伍
采访组：您为什么会在读书的时候选择参军？入伍后做了哪些工作？
王永麟：1950年10月，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入侵朝鲜。这年11月，我们党团员带头响应党的抗美援朝参军、参干的号召，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我14岁，是被批准入伍年龄最小的一个，是唱着《共青团员之歌》迈进军营的。
1951年1月，我进入石家庄第六高级步兵学校三〇步校二大队学习，经过半年军政训练后毕业分配，不少同学分配到野战部队，很快入朝参战。而我当时还不满15岁，只能留校，在校部任工作员，我一心想上前线，闹情绪哭鼻子，为此还挨过领导批评。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爱国之战。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我虽然没有如愿上战场，但是也要坚守自己的岗位，做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
朝鲜战局逐步稳定，祖国建设欣欣向荣，国防建设不断向现代化迈进。1953年，我调入华北军区北京钓鱼台疗养院。1956年，我们单位整个建制合并到了北京军区北戴河疗养院，做文书、保密员、政治干事工作。1969年，把我分配到新组建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直到1976年回到番号改为第二八一医院的北京军区北戴河疗养院，在内一科任政治教导员，1980年任副院长，1981年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
1953年8月1日团支部委员合影（第二排中间为王永麟）
采访组：您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永麟：我在天津旅津广东中学读书时（现天津市第十九中学），学校就有地下民青组织，地下党组织领导、发动学生运动，参加爱国抗日宣传活动，我接触到了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他们对我影响很大。1949年11月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入团后通过逐步学习，了解到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时我的志向是要做父亲那样的工程师，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我抗美援朝参军在天津海光寺军营报到的时候，团市委发给我们每人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用了三天时间读完这本书，保尔·柯察金的光辉形象走入我的心中，使我懂得了真正的人生意义。书中的经典语句我现在都能背诵，“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才能够说：'我的生命和全部的经历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从那时候起，我就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
我是1957年10月5日加入的中国共产党。我的入党介绍人张清新是一名老党员，他找我谈话时这样说：“作为共产党员要时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不断提高党性，要给党徽增光添彩，不能给党抹黑。”
北京军区北戴河疗养院政委罗恩德是个老红军，他也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学习革命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保持革命战士的本色，脚踏实地干革命，永远跟党走，要像革命先烈那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党员就要胸怀坦荡，行端坐直，不搞邪门歪道，否则轻者摔跤，重者走向反面自我毁灭。”
就这样，在领导和老同志的帮助下，我一步步成长起来，成为一名党政干部。无论在部队、在边疆，还是转业后在机关、在基层，我都谨记入党誓言，把党交给的工作任务尽力完成好。我退休后，也要求自己做到退休不褪色，坚持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和社会公益事业，任首儿所党代表期间，不断建言献策。
2016年，我有幸被评为首儿所优秀共产党员，对我的评语是：“王永麟同志信念坚定，信仰专一，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不忘初心，赤诚奉献个人的一份微薄之力，为党的事业汇入一分正能量，为党旗增添了一抹亮丽的光彩。”我过去获奖不少，可是最为珍视这个荣誉，这是对我这个年满八十岁的老党员最大的鼓励。我可以对我的老政委和入党介绍人说：“我一直牢记入党誓言，没有忘记入党初心”。
1957年10月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采访组：您在内蒙古建设兵团期间，具体都负责什么工作？
王永麟：1969年2月，我调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五十二团，驻地是锡林郭勒盟东乌旗红边镇（原乌拉盖牧场），就是电影《狼图腾》的拍摄地，那里有草原、有湖区，风景非常美。
1971年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的建军宗旨是“屯垦戍边，寓兵于农”。所以，我们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我任政治处宣传干事期间，经常到挂钩的农牧业连队蹲点，“抓革命，促生产”。农业连队全部是机械化生产，我们要协助春播和秋收。牧业连队仍是以原始的游牧方式放养马牛羊，我们负责春季接羔和秋季抓冬防的落实。在这段时间，我还兼管了一段乌兰牧骑式的演出队，经常下连队为兵团战士和牧民、职工演出，有时还去附近旗县慰问演出，那时候文化生活少，很受群众欢迎。
在建设兵团的7年，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在机关工作遇到难题会有领导指导、同事帮忙，但在这里，我必须学会独当一面，而且没有时间让我慢慢适应。基层工作必须真抓实干才能出成效。
1975年五十二团宣传队全体合影（第三排左四为王永麟）
采访组：您原本可以在部队一直工作到退休，为什么会在47岁的时候选择转业复员？
王永麟：组织上对抗美援朝老同志很照顾，可以到五十岁办理退休，但我想人生应该经历更多的事，丰富自己的阅历，增长自己的智慧，所以想转业到地方，换个岗位再做一些事情。离开培养我三十多年的解放军大学校真是恋恋不舍，军旅生涯培养了我坚韧的性格和雷厉风行的作风，我把这种“军人气质”也带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
1984年我转业回到北京，分配到市卫生局组织处，工作期间参加了市委党校业余大专班的学习，成为这个班上年龄最大的学员。我分管的知识分子和统战工作，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1987年，任命我为统战处处长，兼对台工作办公室主任。1988年，当统战处工作逐步走上轨道的时候，组织决定任命我为首都儿科研究所党委书记。我虽然不学医，却从入伍后就在医疗系统兜兜转转多年，想来真是和医疗系统有着不解之缘。
1988年9月23日中秋统战座谈会上讲话
采访组：您刚到首儿所时，是否面临很多困难？开展了哪些具体工作？
王永麟：1988年，由于领导班子对新宿舍楼分配失当，导致工作不能正常运转，出现全面滑坡的局面。组织安排我到首儿所，就是希望能和党委班子成员团结奋斗，带领职工走出困境，开拓进取。
1992年5月5日获团市委关心青年工作奖
我要求党委班子成员首先做到“四带头、五不准”，即：带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带头深化改革，带头保持廉洁，带头搞好团结；不准以权谋私，不准徇私情，不准推诿扯皮，不准请客送礼，不准犯自由主义。领导干部做到了勤政廉政，关心职工生活，认真为群众办实事，首儿所就能形成良好的工作风气。我们用了3年时间，扭转了散乱差的局面，在厉行党委各项工作制度的基础上，强化了所院管理，健全管理机制，加强竞争机制，搞活运行机制，完善监督机制，举办各种教育讲座和研讨班，开办业余党校，努力提高职工素质。因此还获得了北京市文明单位、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单位等荣誉。
1992年11月10日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加拿大议长费雷德出席
首儿所中-加儿童健康研究合作中心成立仪式
为了能让首儿所走上开拓创新的道路，党委班子制订了“一个目标，九大工程”的五年发展规划。一个目标是建设一个以科研为主，研、医、教、防为一体，科、工、贸三结合，一所两制（全民与股份），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一流的儿科医学研究基地。九大工程是为实现总体目标，在医技发展、科技开发、医院建设、保健模式创新、人才培养、科学管理、基本建设、知识分子致富、精神文明建设九个方面的建设方案。在具体实施中，我们掌握节奏，突出重点，狠抓落实。1992年为质量年，1993年为科技开发年，1994年为效率年，1995年为岗位责任年，1996年为科技发展年，1997年为医院创三甲达标年。经过不懈地努力，首儿所走上了持续发展的道路，连续六年获得北京市科研院所“改革与发展”奖，附属医院通过了三级甲等医院评审，并授予了“爱婴医院”的称号。
1995年7月1日北京医科大学教学医院揭牌仪式
采访组：肤乐霜、复合钙是首儿所的“明星小药”，它们都来自首儿药厂，药厂是在什么背景下建成的？
王永麟：过去科研院所的根本任务是出人才、出成果，习惯吃“皇粮”。改革开放以后，有些科研所实行了科、工、贸三结合，两个效益上去了，科研也发展了，这对我们触动很大，认识到等、靠、要是不行的，必须争、创、干才有发展。1990年初，我们尝试从药剂生产入手做科技开发。1991年，扩大科技开发，开展多种经营，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1992年学习了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精神后，更加坚定了市场经济下的科研院所想要生存和发展，就不能墨守成规，将根本任务的“两出”变为“三出”，即出人才、出成果、出效益。
建立科工贸三结合的体制，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就必须建设自己的生产基地。我们千方百计地筹措资金，创造条件，终于在顺义区李桥镇买了30亩土地，修建基地厂房。同时争取到了各级领导的支持，1993年9月，市科委正式批准我们筹建北京医用生物制品中试基地，并给予一定资金。1994年7月一期工程竣工。1994年底，制剂室搬迁至中试基地。1995年成立首儿药厂。
中试基地生产出的肤乐霜（原名湿疹霜）、二甲基硅油乳膏（原名硅霜二号）、复合钙2号、复合钙3号、清肺化痰颗粒（原名肺炎2号）、双金利咽颗粒（原名咽扁冲剂）等儿童院内制剂，因其具有临床疗效确切、使用安全方便的特点，受到广大家长的欢迎，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也增强了自我发展能力。
1993年中试基地厂房落成
采访组：您认为在首儿所发展中，还有哪些关键因素？
王永麟：一是人才战略，二是所院文化。人才战略是所院发展的根本战略，我们做到了五个方面：扩大招收硕士研究生，吸引优秀人才；加强竞争机制，发现选拔人才；选派优秀科技骨干出国深造，培养高级人才；大胆提拔重用，突出冒尖人才；注意才德兼备，造就合格人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尤其要关心爱护科技人才，努力为他们创造好的条件和环境，认真听取对所院建设的各种意见，并且做到条条有着落，件件有回复。对于出国留学人员，要千方百计为他们排忧解难，有了宽松、和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才能引得燕归穴、凤还巢。
重视建设所院文化从我到首儿所工作后就开始了，如何把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在困境中寻求发展，尽快走出低谷，是摆在领导班子面前的严重问题。受到首钢集团、北药集团等先进企业文化建设的经验启发，我们结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从三方面开展所院文化建设。一是深入进行爱所爱院教育，并且把这一教育与党的基本路线和医德医风教育结合进行。二是树立首儿意识，把建所三十多年来逐步培育形成的奋斗目标和精神风貌概括为“团结进取，慈爱严谨，无私奉献，志在一流”的首儿精神。在这个基础上，设计所徽、创作所歌，大力宣传“首儿意识”，使它深入人心，成为全所职工的自觉行动。三是培养职工的主人翁精神，树立先进典型，发挥榜样作用，让职工参与到所院建设中来。所院文化建设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新的裂变，在新形势下发挥出新的威力，促进了首儿所较快地走出了困境。
采访组：您参加工作47年，从一名军人到一名管理者，有什么感悟吗？
王永麟：我总结概况了四句话。一是理想信念要坚定：理想信念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绝不能有半点动摇和含糊。二是实事求是记心中：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作为党的干部，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把握事物的本质，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敢于担当的勇气，才能做出实实在在的业绩。三是以身作则带好头：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具有表率和带动作用，无形中营造一种风气，引导一种方向。所以，一定要坚守从政底线，严守法纪，廉洁自律。四是与时俱进踏歌行：党员干部要有终身学习的理念，时刻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紧跟时代脚步，做到与时俱进，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采访组：您对年轻一代的首儿人有哪些期盼和鼓励？
王永麟：我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为自己想要的努力过，为梦想拼搏过，即使未能尽善尽美，但也无愧于心。我很欣赏《雷锋日记》的一句话，送给正在努力奋斗的年轻人，“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