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柔嘉，1933年8月11日出生，上海人。曾任首都儿科研究所生理研究室主任、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超声科主任，研究员。195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大学本科学历。1956年9月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工作。1982-1983年赴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学习。1994年7月退休。曾先后从事儿童生理、小儿超声研究。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北京市市级三等奖，北京市卫生局科技成果二等奖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采访组：秦主任，您好！请您讲讲自己的求学经历，为什么会报考医学院，选择做一名医生？

    秦柔嘉：1933年我出生在上海，母亲是上海人，父亲是云南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一家人搬到了云南昆明。我的小学是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声中度过的，那个时候一边上课一边跑警报，晚上睡觉做梦都会梦到日本鬼子来了。

    我中学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建的一所临时大学，抗日战争时期迁到了昆明，为了更好的教育，又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我在这里学习了6年。

    我中学毕业考上了北京医学院，之所以选择学医，一方面是受家庭的影响，我父亲是昆明市昆华医院（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母亲是一名护士，另一方面觉得女同志要自立自强，医生或者教师是最理想的职业。

1954年在北大医学院宿舍前女篮球队员合影（第二排左四为秦柔嘉）

    采访组：请您讲讲首儿所建所初期的情况？是不是面临很多困难？

    秦柔嘉：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现首都儿科研究所）是1958年7月1日成立的，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家儿科研究所。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研究所，当时只有7个人，包括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张璿大夫，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沈淑瑾大夫，还有三个大学毕业生，我和徐孝辉是北京医学院毕业的，高丽梅是上海医学院毕业的，还有两个技术员。研究所的所长是北京儿童医院的院长诸福棠教授，地址就设在北京儿童医院对面。1960年7月，研究所建所两周年的时候，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到研究所视察工作，可见国家对其的重视程度。

    当时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儿科医生，还有其他医院调入的人员。几个月后，先后成立了基础研究、儿童保健、临床治疗三大部门，临床基地设在北京儿童医院内，借用了四个病房，有160张床位。直到1960年11月，才建立了3600平方米的科研楼，但仍然没有自己的临床病房，所以开展工作比较困难。

    那个时候，研究所的研究方向是国家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当时儿童死亡率最高的疾病是麻疹、肺炎、中毒性痢疾、中毒性消化不良、小儿麻痹，所以这些疾病就成了我们的研究课题。经过大家的努力，婴幼儿腺病毒肺炎、麻疹减毒活性疫苗的临床运用，小儿呼吸道疾病的防治研究，脊髓灰质炎防治，儿童保健组织形式等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课题迅速开始推进，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除了开展研究工作，1959年，研究所还接收了北京市卫生局妇幼保健院实验托儿所。五六十年代的妇女，产假只有56天，大部分家长会把孩子送到托儿所。为了办好这家全国研究示范性托儿所，我还到各地调研了100多家托儿所，发现街道、工厂、事业单位办的托儿所条件和水平参差不齐。在《中华儿科杂志》发表了“托儿所一至二岁小儿语言教养的初步探讨”的文章。

    1969年文革时期，中国医学科学院进行了一次改革，取消了一些研究单位，其中就包括儿科研究所。一部分人被下放到青海，一部分到了江西，另外一部分人合并到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虽然1975年恢复了儿科研究所，但是我们却一直有危机感，没有临床医院，儿科研究所就没有研究基地，因此我感到成立附属儿童医院是非常重要的。

1956 年和苏联专家一起讨论工作（第二排左一为秦柔嘉）

    采访组：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在儿科研究所的工作经历。

    秦柔嘉：我分配到儿科研究所工作后，经历了两年儿科临床轮转，然后在儿童生理研究室工作，在科室主任张璿的指导下，进行了儿童生理方面的研究。1961年，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所生理系进修一年，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和工作，获得了一定的儿童生理研究工作的能力和经验。

    1969年底，儿科研究所取消后，我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电图室学习和工作，进行了有关小儿心电图的一些研究。期间在《心脏血管疾病杂志》上发表了论文“543例正常小儿心电图的分析”，后来被引用在《实用小儿心电图学》和《实用儿科学》内，这也是我国首次较完整的有关正常小儿心电图的研究资料。

    1974年，儿科研究所重新恢复建立后，我又回到儿童生理研究室工作，一方面继续进行小儿心电图的有关工作，另一方面协助张璿主任进行我国首次大规模的九市儿童体格发育调查研究。

    1984年，张璿主任退居二线，由我担任科室主任，为了补充和完善我国儿童体格发育方面的资料，我主持了中国十省农村七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调查研究的工作。这一年，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成立，我同时负责超声心动图室和超声诊断室的筹建工作。

    1989年，我被任命优生优育研究室主任。半年后，改任超声诊断室主任，一直从事临床超声工作到退休。

1956年在儿童医院病房查房（右一为秦柔嘉）

    采访组：您提到了 “中国10省农村7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调查研究”，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秦柔嘉：1984年改革开放启动不久，中国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发达国家有完整的儿童生长发育情况报告，但是我们国家没有。当时中国儿童发展中 心想开展儿童发展的相关工作，于是邀请我们参加研讨会，提一些工作建议。我提出：想要研究中国儿童的发展，应该先了解中国儿童的现状，要是不了解中国儿童的现状，就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后来中国儿童发展中心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跟儿科研究所合作这个项目。经过多方努力，1985年卫生部和全国妇联共同下发了红头文件，在10个省的农村进行7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调查研究。

    这项调查开展起来是比较困难的，一是调查的人数多，有20多万名0-7岁的儿童，二是所有的调查研究、体格检查要在几天内完成，工作量大而且时间紧张。所以各省卫生厅、省妇联调动了很多儿科专家、医务工作者、赤脚医生甚至妇女主任，大约有上千人参与到这个项目。那个时候农村的新生儿不是在医院接生，都在家里出生，想要了解哪个村有新生的小孩，不靠妇女主任是不知道的。就是依靠大家的共同协作，才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而且调查结果非常好。

    其实之前也开展过类似的调查，但因为标准不统一、调查不严谨，所以数据曲线是弯弯曲曲的，年龄大的孩子数值低，年龄小的孩子数值反而高了。但是这次调查，几条曲线非常光滑、非常合理。《中国10省农村7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调查研究》也因此获得卫生部1989年度医药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从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落后地区的儿童，生长发育就较差，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儿童生长发育就会比较好。这说明生长发育与营养条件有密切关系，这个结果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但是也有我们想不到的，比如龋齿在农村儿童的发生率就很低，而城市儿童的龋齿发生率就高。后来研究发现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农村儿童没有吃零食、吃糖的条件。

1959年，研究所接收了北京市卫生局妇幼保健院实验托儿所

    采访组：您担任生理研究室任主任多年，却在附属医院成立后去创建超声科，这是为什么？从一名科研人员“跨界”到临床检验医生，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专业知识需要从头学起，您为此准备了多长时间？

    秦柔嘉：确实有很多人都这样问，“你放着一个研究室主任不做，为什么偏偏去做超声科主任”，其实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很简单，就是因为“需要”。

    我在阜外医院心电图室工作时，看到有人向医生介绍B超机的使用方法，当时我就感觉到超声波检查特别适合儿科应用，它有两大优点，一是没有检查痛苦，孩子容易接受，二是没有伤害，不像拍X光片会有辐射。所以当时我就有这个想法，等到附属儿童医院建设起来，一定要成立超声科。

    到70年代后期，无创性的超声波检查方法的研究在国内外迅速兴起和发展，引起了人们巨大的兴趣，这一方法对小儿的生理和病理研究都很适宜和重要。所以1977年我开始投身这项工作，对我所和北京市儿童医院的一些心脏疾病患儿进行B超检查诊断，并发表了“909例正常小儿超声心动图测量”“病毒性心肌炎超声心动图改变”“儿童肺心病诊断标准的初步探讨”的文章，为超声诊断在我国儿科临床的开创应用做了一些工作。

    1982年，我以访问学者身份到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进修儿科超声诊断，分别在心脏科和放射科学习了有关小儿心脏、腹部和颅脑超声诊断技术，发现他们开展的新生儿颅脑超声检查非常多。婴幼儿和成人不一样，他的头骨比较薄，而且前囟门闭合前没有骨块存在，超声波能够穿透，可以看清脑室的情况。在当时没有CT、核磁的情况下，像脑积水、脑肿瘤这类疾病，只能看患儿的临床症状表现来鉴别，所以颅脑超声检查就显得尤为重要。

    1983年回国后，我在生理研究室工作的同时开展超声研究，对小儿肾脏的B超表现特点进行了观察，发表了“正常小儿肾脏B超检查——602例初生至18岁肾脏测量分析”，为我国小儿肾脏B超检查提供了正常参考值，这篇文章被引用在1989年出版的《超声医学》中。

    附属儿童医院成立时，真的是一穷二白，医技人员很少，检验科是从生化研究室抽调了几个人去做检验医师，放射科有一台X光机，心电图室有一台心电图仪，超声科有两台老式的B超机，是阜外医院和医学科学院支援的。我负责建立的超声心动图室和超声诊断室，承担了小儿心脏、腹部和颅脑超声检查，为临床科室解决了不少问题，也积累了较丰富的超声诊断经验。直到1989年，我离开科研岗位，转变为一名临床医生，专心做超声学研究，这个转变用了12年时间。

    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去，要努力把儿科研究所建设好，让它稳固的存在下去，不断地发展壮大。

    采访组：您从事儿科超声工作期间，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病例？

    秦柔嘉：为了向临床提供准确的超声诊断，所有来检查的患儿，我都要先了解病情，然后听诊，再做检查，一时诊断不清的，还要到病房查阅病历，手术患儿则要追访术后诊断。为了方便患儿和家长，也是满足临床需要，超声诊断室没有实行预约制，也没有限号，凡是在门诊时间内，都是随来随做。

    有一次，北京儿童医院收治了一名1岁多的患儿，呼吸困难，病情很危重，根据X光片检查结果，诊断为胸腔积液，可是胸外科医生抽出来的不是积液，而是血。听说我可以做超声检查，就请我去会诊。我发现患儿的心脏扩大，把肺压扁了，所以看不到肺，也看不到空气，而且心脏的波动非常弱，说明他有严重的心力衰竭。当我把检查结果给到医生，他们也很吃惊，立即停止了第二天的抽积液治疗。随后又找心血管内科医生诊治，确定患儿是重度急性心力衰竭，经过救治，患儿很快就好转了，心脏也慢慢收缩回去，肺也就显露出来了，最终康复出院了。

    采访组：您在采访中多次提到“国家的需要”“儿科研究所的需要”“孩子的需要”，这些“需要”就是您努力的方向吗？

    秦柔嘉：是的，这些“需要”就是我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困难肯定是有的，但我是党员，要服从组织的安排，组织需要我去哪我就去哪，这也是一个党员的基本素养。我工作期间参加过四次医疗支援，其中三次是到河北涿州、山东菏泽、甘肃敦煌帮助当地医生治疗病患、培养赤脚医生，还有一次是参加通海大地震医疗救援队工作，这一次的任务给我印象最深。

    1970年1月5日，云南省通海、峨山间发生7.7级地震，死亡人数仅次于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卫生部紧急组建了“中央医疗队”，要求地震发生24小时内到达灾区。我记得很清楚，儿科研究所选派了几十名医护人员参加医疗队，晚上9点接到通知，10点集合，12点抵达机场，大家来不及收拾行装，穿着棉服就出发了。我们坐的是只有两排座椅的军用飞机，到昆明后再坐大轿车到通海，通海的气温非常高，当天晚上就在空地上休息了。我们到达的时候还有余震，当地的民房几乎全部倒毁，伤员躺满了一地，到处都是人们的哭喊声。我们主要负责收治伤员、开展巡诊为群众看病，控制灾后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采访组：您是哪一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秦柔嘉：我是1956年大学毕业时加入的中国共产党。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亲眼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后来也参加了一些学生运动。我上中学时，学校有很多热心抗日的青年学生，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就是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学生。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上中学时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考入大学后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的入党动机很纯粹，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就想能够思想进步，能为国家多做点事儿。参加工作后，我还担任过团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党委委员。1956年从美国学成归国、到我所建立生物化学和免疫学研究室的沈淑瑾大夫，就是我任基础部门党支部书记时发展的党员。

    采访组：请您说说做医生的感悟体会。

    秦柔嘉：医务人员的宗旨是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白衣天使的光环虽然耀眼，但是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医生需要有一种奉献精神。我觉得这种辛苦是值得的，因为毕竟帮助了很多人、救治了很多人，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收获。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会选择做医，只要国家有需要，我就会奔赴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