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守东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麻醉科主任

首都儿科研究所8层手术室，平均每天要完成41例手术，每年完成15000台手术。“外科医生救命，麻醉医生保命”这句话，远不止我们看到的这么简单。

“麻醉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麻醉医生打一针就走了。麻醉医生现在最重要的角色，是保障病人术中的安全，不管是出血，还是脏器功能的损伤，内环境的变化，这些变化麻醉医生随时都要处理。”——潘守东采访

在手术室内，一秒的时间，就可能是悲剧与胜利的分水岭。包括孩子麻醉操作难度的提升、孩子术后行为的改变、麻醉和手术相关并发症等一系列问题，都让潘守东清楚，专业技术上的出类拔萃，其实是一种道德要求。这里，是真正的战场。

小飞，只有两岁零四个月。三个月前，家人发现小飞的腹部有些肿胀，刚开始以为是孩子吃多了不消化，但几个月下来，也不见肚子变小。就诊后才发现，原来在小飞只有14公斤的瘦小身体里，竟埋藏着一个近20公分的巨大肿瘤。

“因为这个孩子，瘤子非常大`顶天立地´。上边是到了膈肌，把肝已经顶成个`饼´了。底下到了盆腔，也是到了左侧腋前这个位置。就是相当于，整个肚子里边占满了。”——武玉睿采访

潘守东的担心来自最直观的两个字——出血。巨大的肿瘤，使得包括肾动脉、肾静脉、侧支血管在内的大量血管都围绕在它的周围，为其提供血液。而这意味着，取出肿瘤切断、结扎时，必会引发大出血。

“术前我就跟武主任商量，这个小孩瘤子确实太大了，400毫升血可能不太够。”——潘守东采访

大出血，需要快速补血、补液，潘守东为小飞准备了三条粗大的静脉通路。血压监控准备完毕，相当于小飞身体一半血容量的400毫升血液，也已就位。潘守东，即将迎来一场“血战”！

小飞的腹腔被打开后，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被血管紧紧包裹住的肿瘤。

随着血管与肿瘤逐渐分离，小飞的出血开始增加，血压不断降低。潘守东紧盯着监护仪，准备随时调整药物剂量，将小飞的血压维持在一个正常水平。但就在瘤子取出的片刻，问题出现了。

“切断的时候都会有出血。当时瘤子已经拿掉，瘤栓还没取，我们的四百（毫升）血就输完了。”——潘守东采访

但此时，从血管中取出瘤栓这一关键步骤已经启动。

考虑到血压降低带来的风险，潘守东立刻与武主任商量，稍作停止，他需要紧急去血库申请加血。面对已经打开的胸腔，武主任调整步骤，改为率先清扫周围淋巴结，等待血库调血。

这不仅是一位专业麻醉医生的判断，更是对手术时机的把握、手术节奏的控制。而这也依赖于术中麻醉医生与外科医生的密切交流，以及对彼此专业的高度信赖。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过程越短越好了，外科医生肯定也知道是越短越好。但是如果它不好取，比方说这个瘤栓跟下腔静脉，粘得非常厉害。那麻醉医生需要做的，就是要尽可能地把患者血压维持到相对正常的状态。”——潘守东采访

之前准备的三条粗大静脉通路派上了用场，潘守东通过中心静脉为小飞快速大量地输血，他要保住小飞的大脑、心脏、肝脏、肾脏等重要脏器的供血，同时为主刀医生提供最佳的手术条件。

另一边，武主任有条不紊，下手稳健。在所有人的通力配合下，仅用了10分钟，就成功将小飞血管中的所有瘤栓全部取出！

切除后的肿瘤经称重，达到1.75公斤。手术终于顺利结束了。

但潘守东的工作还没有停止，在止血、关腹之后，镇痛、转运、和ICU医生交接、术后随访等等一系列的工作，等待着麻醉医生的守候与陪伴。

或有人所不知，外科手术的历史，实则要远远早于麻醉的历史，在麻醉诞生之前，外科手术可以称之为一种“酷刑”。

直到现代麻醉学诞生，外科手术才真正进入了无痛时代。《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曾评选过去一百年里最重要的医学发现，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现代麻醉学的诞生。

“小李飞刀，一刀三命！一个外国人，做这个截肢手术，他很快把病人的肢体给截掉了，因为大出血感染，这个病人死掉了。同时他那个刀太快了，就把旁边一个助手的小手指头划破了，因为感染这个助手也死掉了。旁边有一个人吓死了。现代麻醉学诞生之前其实外科就已经有了，那时候比外科医生谁的技能好，就看谁做得快，因为快的话你痛苦的时间就短嘛。”——潘守东采访

但麻醉的发展远没有医生们期待的那样迅速。直到二战时期，伴随着肌肉松弛药的使用，麻醉医生才发现了气管插管这一重要的生命支持技术，麻醉的历史就此真正发生改变。

“全身麻醉都是要管理气道的，要么气管插管，要么用喉罩，总之是要管理气道。因为在没有肌松药之前，在麻醉学早期时，死亡率很高。那时候有很多病人，实际上是因为反流误吸，在麻醉状态下，他是没有意识的，是不能吐出来的，然后他就呛到气管里去了，之后轻了就是肺炎，重了就是把气管堵上，就窒息了。”——潘守东采访

控制气道，使得麻醉医生可以更好管理病人的呼吸，进而，一些刚刚吃完饭的急诊病人，也可以通过麻醉进行手术。之后，麻醉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这也使得麻醉医生逐渐被患者所熟悉。而潘守东，正是其中的一员。

“我小时候也非常淘气。上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爬树从树上掉下来，右手粉碎性骨折，就送到镇上医院去。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有两个成人，一人拽着这一边，一人拽着另一边，就要给牵拉复位。这个骨折的疼和这个牵拉复位，到现在我还印象深刻，真的是刻骨铭心。所以我也不希望现在的小朋友在经历这些治疗的时候，他们还有这样的痛苦。”——潘守东采访

1996年，潘守东顺利考入中国医科大学六年制日文临床医学专业。2002年大学毕业后，准备报考儿研所，但当时的麻醉科还处于比较初期的阶段，科里7人，只有科室主任一个男性。麻醉科主任列出了三个条件：一、只要一个人；二、只要男生；三、只要第一志愿。而恰恰是这次选择，潘守东首选的就是麻醉科。

“我们打比方，麻醉它就和航空母舰一样，（舰载机）再先进，你还得在这个平台上起飞。潘主任他不光服务我们这个科室，和各个科都在协作。所以说呢，要求他的知识面很宽。他有个习惯，拿小本整天记，特别认真。所以说呢，他知道你手术的步骤，知道你手术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武玉睿采访

在手术的大部分时间里，麻醉医生都是最为沉默的那一个。他们要集中精力，观察到每一个致命的细微变化。有时，麻醉医生的沉默，却是外科医生最为安心的信号。

“我们麻醉医生，就是做得多说得少，你感觉不到我工作的存在，就是我工作的价值。”——潘守东采访

“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好的外科医生加上好的麻醉医生，那合作起来是一种享受。”——张辉采访

“一个小朋友可能两岁左右，我们做完手术之后，他就苏醒了，苏醒之后，我们把小朋友送出去交给家长，他就跟爸爸妈妈说，他说`爸爸我不小心刚才睡着了´。我就感觉很有意思啊，因为整个过程，对他没有任何心理的影响，他就感觉睡着了，现在醒了又看到爸爸妈妈了，这也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潘守东采访

1989年，卫生部发布文件，让麻醉科一举成为与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并列的二级学科，这意味着，中国的麻醉科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全新赛道。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麻醉技术已与世界完全接轨，到了2019年，儿研所开放日间手术中心，这一观念上的重大变革，正与舒适医疗、快速康复等诸多举动，共同推动着中国麻醉事业的大步前行。而潘守东与他的麻醉团队，也将步履不同，加速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