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吴婉芳

吴婉芳，女，江苏常州人，1935年3月29日出生，著名新生儿内科专家。首都儿科研究所原副所长，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家特殊津贴。1958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1958年9月，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现首都儿科研究所，以下简称“首儿所”）工作。1983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2000年退休。从事儿科临床工作四十余年，长期致力于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新生儿感染及宫内感染的诊断和治疗。组织国家七五攻关项目“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与颅内出血诊断与预后的研究”，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新生大鼠缺氧缺血性脑病的研究”的课题研究，获北京市卫生局科技进步一等奖。

采访组：请您回顾一下自己的成长经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了从医这条路？

吴婉芳：我这一生，最庆幸的选择便是投身医学。从医数十载，我从未有过片刻后悔。这份对医学的执着与坚守，源于我早年的成长经历与家庭变故。

我出生于北京，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交通管理系，长期在铁路系统工作。童年时期，我跟随父亲工作调动，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地生活。十三岁时，我随祖父母和父母定居常州，在芳辉女中（现常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完成中学学业。那时的我性格活泼，成绩却始终优异，即便面对治学严谨的老师，也总能得到偏爱。如今回想，正是那些认真负责的恩师，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学业基础。

1956年，吴婉芳就读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

高中毕业后，我如愿考入北京医学院——当时国内公认的顶尖医学院校，该校录取分数极高，能够考入北医，对我而言是莫大的肯定。而我最终选择儿科专业，还要从我的家庭经历说起。

我家中共有三个孩子，我排行第二，上有兄长，下有妹妹。父亲因工作常年在外，家中孩子生病时，挂号、照料的事务基本都由我承担。命运多舛，我的哥哥罹患肺结核，辗转多家医院治疗仍未能痊愈，最终不幸离世；不久后，妹妹又因中毒性消化不良引发重度脱水，不幸夭折。此后我便成了家中的长女，家里又陆续添了五个弟弟妹妹。也正是从那时起，“当医生”的念头在我心底深深扎根——我要做一名医生，做能治好病的好医生，不让更多家庭承受这样的痛苦。这份初心，我坚守了一辈子。

真正让我意识到“医生”这两个字的重量，是在北京儿童医院实习的时候。那天我在传染科值班，一位患中毒性痢疾的患儿突然病情恶化，开始抽搐。我和同学张墨林当时没有处方权，看着孩子痛苦的样子，急得手心直冒汗。情急之下，我顾不上多想，一路跑到食堂把已经下班的大夫拽了回来，好在抢救及时，孩子转危为安。这件事让我明白：作为医生，身份和职位从来不是借口，面对生命，必须果断、勇敢，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要拼尽全力。

后来我年纪大了，这份“敢闯敢拼”的性子也没改。有人说我有时候太冲动，但我从不后悔——医者的初心，不就是在关键时刻守住生命吗？医学是我的使命，救治病人是我的责任，这条路上，我走得坚定，也走得坦然。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选择了儿科，我们很好奇，您是如何坚定儿科方向，又怎么与首都儿科研究所结下缘分的呢？

吴婉芳：其实我们北医医疗系最初是综合培养，不细分专业。真正让我下定决心走儿科路的，是诸福棠院长。大四那年，诸院长来学校做报告，专门动员我们学儿科。我本身就因为小时候的经历，对孩子有特殊的感情，再加上诸院长的动员，心里的想法更坚定了。后来我们这些选择儿科的学生，被安排到北京儿童医院实习，那段日子让我对儿科工作有了更直观的认识——看着孩子们从哭闹不安到康复出院，那种成就感是任何事情都替代不了的。

1958年我毕业时，正好赶上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成立。可能是因为实习时表现不错，再加上我明确表达了想做儿科的意愿，就被分配到了这个刚成立的科研机构。后来我才知道，诸福棠院长当时身兼双职，既是北京儿童医院的院长，也是首儿所的首任所长。现在想来，这大概就是我和首儿所的缘分吧，一结缘就是半个多世纪。

刚到首儿所的时候，条件比想象中更艰苦。我们没有自己的病房，是儿童医院划出了两个病房给我们用，大夫是首儿所的，护士则是儿童医院的。工作范围也不固定，既要在“临时病房”接诊，还要到儿童医院的病房轮转实习；值班制度也是混合编排的，不管哪个病房有紧急情况，只要接到通知，我们就得立刻赶过去。那时候首儿所的办公楼就在儿童医院对面，中间只隔一条马路，有时候从病房忙完，穿过马路就能到首儿所的食堂吃饭，虽然累，但大家干劲十足。

不过那时候的团队特别棒——有从北京协和医院调来的老专家，有留苏归来的骨干，还有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都想为首儿所、为儿科事业做点事。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虽然苦，但特别充实。

采访组：在首儿所初期工作的那段时间，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人或事？

吴婉芳：我打心底里喜欢孩子，可能也是因为在家里是大姐，从小照顾弟弟妹妹习惯了，对孩子总有种放不下的心。刚到医院的时候，正好赶上腺病毒肺炎流行，那种病特别凶险，几个月大的孩子一旦感染，就会持续高烧，呼吸困难越来越重，肺部慢慢石化，最后大多死于呼吸衰竭，有些孩子还会出现抽搐、消化道出血，甚至继发细菌感染，死亡率极高。

就在那段时间，我遇到了一个叫冬冬的小病人，才四五个月大。他的父母都很年轻，是搞工程的，自从孩子住院，就日夜守在病房外。我看着孩子从轻症肺炎一点点加重，呼吸越来越困难，整天都在喘，心里特别难受，但我总觉得“这孩子还有希望”。那时候没有特效药，我们能做的只有精心看护：孩子有痰了，我就用吸痰器帮他吸干净，确保呼吸道通畅；喂奶更是难，吸奶器用不了就换小勺，小勺喂不进就改用鼻饲。我当时住在医生宿舍，为了方便照看，只要病房来电话说孩子有情况，我就立刻赶过去，就这样日夜守着他。

没想到，坚持了14天后，冬冬突然退烧了！退烧之后，病情一点点好转，最后真的痊愈了。后来，冬冬的父母还专门给我寄来他的成长照片，看着照片里的健康活泼的孩子，我心里满是欣慰。也是这件事，让我更加坚信：作为医生，一定要有耐心、有信心，只要不放弃，就可能创造奇迹。这件事当年还被《北京日报》报道过，对刚毕业没多久的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还有一个孩子，是我从青海支边回来后遇到的。患儿出生时因为窒息引发缺氧缺血性脑病，一直昏迷抽搐。孩子的家长因为经济困难，一度想放弃治疗。但我看着孩子，总觉得还有希望，就一遍遍地劝家长：“再观察一天，你看今天孩子的情况，比昨天好多了，再坚持坚持。”可能是看到了我的决心，家长最终同意继续治疗。后来，这个孩子痊愈出院，我还一直追踪他的情况。上学后，他成了班里的短跑冠军，智力、身体发育都和正常孩子一样。虽然现在和他失去了联系，但这个孩子让我明白：很多时候，过不去的不是病情，而是我们能不能守住“不放弃”的信念。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了在青海支边，能和我们聊聊那段时光吗？这段经历对您之后的从医之路，有什么影响？

吴婉芳：1970年，我响应号召前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秀麻公社，那里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空气稀薄，走几步路就喘，条件确实艰苦。但在青海的十二年，是我人生中特别宝贵的一段经历——藏族同胞的淳朴善良，至今想起来都让我心里暖暖的。他们知道我们是来帮助他们的，就把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我们，那种真诚，是在其他地方很难感受到的。

记得刚到公社报到的那天，就发生了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那天生产队开会，有人把铁锹插在地上，把马缰绳挂在铁锹把上就去开会了。没想到铁锹突然倒了，马受惊后到处乱跑，正好踢中了旁边一个三四岁孩子的头，孩子当场就昏迷了。

队长赶快把孩子抱到了卫生所，当时我刚到，什么都不熟悉，卫生所里连个交接的人都没有，只给了我一串钥匙。但看着孩子深度昏迷、瞳孔缩小的样子，我根本顾不上多想，只能尽全力救治。好在药柜里还有甘露醇等脱水药和消毒器械，我就先用脱水疗法帮孩子缓解脑水肿。

我们在卫生所外面搭了个帐篷，每天给孩子静脉输液、鼻饲牛奶。令人欣慰的是，一周后，孩子终于醒了。但醒了之后，他还不能自己动，我就每天给他扎针灸。就这样坚持了两个月，孩子完全康复了。多年后我再回到当地，乡亲们还跟我说：“那个孩子现在长得特别壮实。”

在牧区行医的日子里，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有一次，县医院收治了一个重度脱水的婴儿，情况特别危急。当时牧区还没有“小飞机输液器”，我就把自己带去的输液器拿出来给孩子用，最后孩子得救了。后来，县医院还专门从西宁采购了这种输液器，当地的医生也慢慢掌握了脱水治疗的技术。看到他们能独立救治病人，我比自己治好病人还开心。

高原上的生活确实苦，缺氧、寒冷，物资也匮乏。但藏族同胞总想着我们，经常送来新鲜的牛奶，还因为我脸上有两颗痣，给我起了个藏族名字叫“波莫门巴”。十几年前，我特意回了一趟秀麻公社，没想到当年的乡亲们还记着我，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让我给他们看病、唠家常。那种被记挂的感觉，特别温暖。

在牧区的十二年，让我练就了“全科医生”的本领——从西医用药到中医针灸，从新生儿到老人，什么病都得看，什么急救方法都得会。很多时候，我们能做的有限，但只要怀着真诚和善意去对待病人，就能得到他们的信任。

采访组：您是什么时候回到北京的？回到首儿所后，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吴婉芳：1982年，我回到了北京，那时候正好是首儿所重新发展的关键时期。一回到所里，我就被老一辈专家的热忱感染了，从诸福棠所长，到我的老师张梓荆、李家宜大夫，他们之前虽然经历了很多困难，但重新投入工作时，依然充满干劲，那种对儿科事业的热爱，特别鼓舞人。

当时最紧要的事，就是召回分散各地的人才。那个年代，要把一位专业人员调回北京难度特别大——需要老专家们不断呼吁，人事部门反复协调。好在大家都拧成一股绳，最后，陈育智、吴光驰、林久治等骨干陆续回到了首儿所，团队慢慢重建起来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专业方向从研究小儿肺炎，转向了新生儿科，这个转变成了我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1984年，开始筹建新生儿科。当时科室只有10张病床，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彼时我被任命为首儿所的业务院长。任职期间，我一方面要统筹全院的医疗工作，另一方面就是新生儿科的建设。当时，王秀芳大夫负责病房管理，我就牵头引进了奶箱、呼吸机等设备，一点点搭建起新生儿急救体系。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让更多患儿得到及时救治。

到了1987年，病房楼改建，改建后正式成立新生儿病房，床位也从10张扩充到了30张，一个完整的医、教、研学科发展体系初步形成。

吴婉芳（左一）1989年与叶蓁蓁、高长焱到香港采购医疗器械

光有医疗空间和设备还远远不够，攻克危及生命的疾病才是核心使命。那时候，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IE）是导致孩子死亡或终生残疾的难题，病死率高。1989～1993年，我们承担了“新生儿颅内出血与缺氧缺血性脑病诊断的研究”这一国家级课题，作为新生儿科主任和学科带头人，我和王秀芳大夫带领张伟、曹力等年轻骨干扑在临床科研一线，没日没夜地干。我们不仅在国内最早建立了HIE的动物实验模型，用来深入研究发病机制和筛选治疗药物，更重要的是，我们总结制定了国内最早的HIE临床诊断标准和简易分度标准。“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与颅内出血诊断与预后的研究”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当时为了研究丹参注射液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效果，我和张伟等大夫骑车、坐公交，挨家挨户随访出院患儿，追踪他们的生长发育情况，就为获得最新、最真实的愈后资料，完善我们的治疗方案。看到我们的研究成果最终获得认可，并在全国推广，降低了患儿的死亡率和致残率，那种欣慰是任何奖项都无法比拟的。

除了HIE，另一个揪心的就是新生儿感染。很多孩子因为宫内感染导致严重的黄疸肝炎，久治不愈，家长都快绝望了。我们下决心要在病原学诊断上突破，率先开展了新生儿感染的系列研究，包括新生儿肺炎病原学研究、乳儿肝炎病原学研究、支原体感染、衣原体感染、pp65抗原血症检测方法、柯萨奇病毒感染的研究、溶血直接接种法在败血症病原诊断中的应用、原核生物16SrDNA的PCR-ELISA检测方法的研究、核酸探针与酶免疫反应板定向结合的方法等。这些研究显著提高了医院对感染性疾病的治疗水平，并长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采访组：您一直强调科研与临床的结合，在您看来，这两者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吴婉芳：在我从医的几十年里，始终认为科研和临床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临床是科研的基础，科研是临床的支撑，缺了哪一个都不行。

就拿我们当年攻克腺病毒肺炎来说，我们治疗腺病毒肺炎患儿，都会详细填写科研病历，从患儿的临床表现、检查结果，到用药情况、治疗效果，每一个数据都会记录得清清楚楚。等积累到一定数量后，我们就会把这些数据汇总起来，进行统计学分析，总结出疾病的规律和治疗的有效方法。这些从临床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又反过来指导我们的临床工作。比如，通过分析数据，我们知道了哪些症状是腺病毒肺炎的典型表现，哪些药物对治疗更有效，临床医生再遇到类似病例，就能更快、更准确地诊断和治疗。

其实，个案经验也很宝贵。一个病例可能只是“偶然”，但当几十个、上百个类似病例汇集到一起，就能从中发现规律。这些规律就是科研的核心，而科研得出的成果，又能让更多患者受益。这就是临床与科研的良性循环——从病床旁发现问题，通过科研寻找答案，再用答案解决更多临床问题。

首儿所的办所宗旨就是“科研与临床相结合”，它不仅是一家医院，更是一个研究所。建所初期，我们就设立了病毒研究室、生理研究室、生化研究室、解剖病理研究室和细菌研究室等基础研究部门，就是为了让临床和科研能更好地结合。上世纪50年代末，腺病毒肺炎流行时，病死率高达50%以上，我们就是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监测细菌感染等临床实践，再结合实验室的研究，一点点摸索出治疗方法，最后把病死率降到了4%左右。这个成果，就是临床与科研结合的最好证明。

所以对医生来说，不能只埋头看病，也不能只闭门做科研，只有把临床中遇到的问题，变成科研的课题，再把科研的成果用回到临床中，才能不断提高医疗水平，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采访组：回顾您的从医生涯，最让您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吴婉芳：要说最有成就感的事，不是获得了多少奖项，也不是发表了多少论文，而是与张梓荆大夫一起做科研的那段日子，那段经历，让我真正学会了“从临床中总结经验，再用经验指导临床”，找到了科研与临床结合的正确方向。

记得当时我们研究小儿肺炎，一开始对这种疾病的认识很模糊，不知道哪些症状是关键，哪些治疗方法有效。后来，我们就从一个个病例入手，详细记录每个孩子的情况：比如10个患儿里，有8个出现发热、咳嗽的症状，有3个出现呼吸困难的表现，通过这样的积累和分析，我们慢慢总结出了小儿肺炎的典型特征和治疗规律。也是通过这种方法，我们避免了盲目使用抗生素，也减少了药物副作用的发生。

退休后，我仍然坚持出诊多年。有人问我：“都退休了，为什么不好好休息，还要这么辛苦？”其实，对我来说，治病救人不是“辛苦”，而是一种习惯，一种追求。现在回想起来，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并且用一辈子的时间，践行了“做个好医生”的初心。

2014年六一儿童节，吴婉芳到中央党校为其职工子女义诊

采访组：如果用一两句话概括您作为医生的感悟，您会怎么说？

吴婉芳：如果有人问我，这辈子当医生最大的感悟是什么，我会说：如果有下辈子，我还要当医生。

疾病永远不会消失，总需要有人去救治；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的人生有无限可能，更需要有人守护。作为医生，尤其是儿科医生，我们肩上的责任，就是守护这些生命，不让他们因为疾病而凋零。

当然，我也知道，要成为一名好医生不容易。现在有些医生可能会被利益诱惑，忘记了从医的初心。但我始终认为，医生这个职业是神圣的，必须摒弃私心杂念，对每个患者都怀有同情心和责任感。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更不能眼睁睁看着鲜活的生命消逝，必须竭尽全力去守护。这份信念，支撑了我一辈子，也让我这辈子活得充实、有意义。

采访组：最后，您对现在的年轻医务工作者，有什么期盼和嘱托？

吴婉芳：如今的社会环境比我们当年复杂很多，年轻人难免会有些浮躁的心态，这我能理解。但我想说：医生这个职业，从诞生起就带着“神圣”二字。我们手里攥着的是生命，面对的是患者的信任与期盼。所以无论外界如何变化，都要守住内心的“善良”。要记住，穿上白大褂，肩上扛的就是责任；拿起听诊器，心里装的就是仁心。唯有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患者的真诚，才能真正做好这份工作，也才能在从医路上走得稳、走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