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超声科工作的这些年，我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我们想找您再看看。”

简单的一句托付，承载的却是一个家庭全部的期盼。从医十五年来，我一直深耕于新生儿结构畸形超声诊断与评估一线，每年为两万名患儿进行超声检查，累计筛查新生儿超过五万例。许多家长抱着孩子，从外地千里迢迢赶来，只为让我“再看一眼”。这一眼，对我而言是一次检查，对他们来说，却是一颗定心丸。

儿科超声，尤其是新生儿超声，容不得半点疏忽。幼小的生命背后，是整个家庭的牵挂与希望。我有一个坚持多年的习惯——每次检查，都要多扫一个切面、多确认一个细节；在别人停下的地方，我再多看一眼；在别人忽略的角落，我再多辨一分。正是这份近乎执拗的坚持，让许多疑难病症得以早期精准诊断，为孩子们抢下了最宝贵的治疗时机。

2024年深秋，一对从山东赶来的年轻父母，抱着出生仅28天的宝宝找到了我。孕28周产检时，孩子肾上腺区就被发现有包块，从产前到出生，夫妻俩辗转多家医院，始终无法确诊：到底是恶性程度极高、被称作“万恶之母”的神经母细胞瘤，还是可以保守观察的肾上腺区血肿？一个诊断，关乎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一家三口连夜驱车600多公里来到北京，只为求一个明确的答案。

检查时，小宝宝安静地睡在妈妈怀里，对即将来到的命运抉择一无所知。我仔细翻阅了所有病历，提前把耦合剂加热，将仪器参数调至到最适合新生儿的低频模式。我一边缓缓移动探头，紧盯屏幕上每一丝细微变化，一边轻声安抚着焦急的家长：“新生儿肾上腺区结构很小，血肿机化后和肿瘤在超声下极为相似，但二者在血流信号、边界特征、回声均匀度上存在细微差别，我们慢慢看、仔细辨，一定能找到答案。”

经过反复扫查、认真比对，我指着图像告诉家长：“包块内部是网格样改变，几乎没有血流信号，且与肾上腺有清晰分界，这更符合血肿的特征，并非肿瘤。可以明确诊断为肾上腺血肿，建议保守观察，定期复查即可。”

那一刻，夫妻俩悬了许久的心终于落了地，红着眼眶不停向我道谢。我反复叮嘱他们，一定要按时带孩子复查。后来的结果一次次印证了我的诊断：一个月后，包块明显缩小；半年后，血肿完全吸收，孩子健康成长，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那一刻，我更加确信，多扫的那一个切面、多停留的那一分钟，真的可以改变一个孩子、一个家庭的一生。

我深知，新生儿超声诊断高度依赖医生经验，基层医院常常因为缺少资深超声医师，出现漏诊、误诊情况。而目前新生儿结构性畸形的产前诊断准确率在全球范围内仅为30%-60%，基层医疗结构的准确率更低。这份行业痛点，让我坚定了一个信念：超声诊断水平的提升不能仅靠个人经验，更要将多年积累的技术和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工具与规范，让更多医生拥有“火眼金睛”，挽救更多孩子的生命。

为此，我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先天性结构畸形超声精准诊断的研究中，发表SCI及核心论著近20篇，主持多项省部级、局级课题，还入选了北京市卫健委第四批“探索计划”。其中，我倾注心血最多的，是一项已获批并进入转化阶段的发明专利——基于机器学习的超声图像数据处理设备、系统及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研发期间，我们团队整合了多年来与各地产科医院合作积累的膈疝等结构畸形诊断治疗数据，建成专属数据库，训练出精准的评估模型，该模型可高效识别先天性膈疝相关器官，诊断效能达到79%，有望有效破解基层产前诊断难题。

除了技术研发，我更希望通过经验分享，让更多同行受益。作为中国优生优育胎儿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出生缺陷培训项目的骨干专家，我多次在全国学术会议上授课，牵头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儿科超声培训班。我从不只讲空泛的理论，更愿意把一个个真实病例、一条条实操思路，毫无保保留地分享给同行。在科室里，我负责青年医师的培养，为他们制定个性化培训计划，手把手带教指导。一次讲课结束后，有学员对我说：“刘老师，听了您的讲课，才知道超声可以看得这么细，能看到和手术中、病理检查结果一致的细节。”学员的肯定，也成为我持续分享、助力行业提升的不竭动力。

我始终认为，儿科超声诊断没有捷径可走，唯有以匠心磨医术，以真心待患儿。这份匠心，是“多扫一个切面”的执着坚持，是随时奔赴会诊的责任担当；这份真心，是理解每一位家长的焦虑不安，是温柔对待每一个弱小的生命，是把个人经验变成普惠技术的初心使命。

在超声仪器的黑白灰阶世界里，我愿做那个执着守光的人。未来，我依然会坚守在新生儿超声诊断的第一线，用手中的探头，擦亮一双“慧眼”，守住一束微光，照亮更多新生宝宝的生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