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您能否分享一下成长经历，以及选择学医的缘由？

叶蓁蓁：我原籍浙江温州，1933年出生于南京。父亲早年在南京大学工作，后调至北京大学，我们全家便迁居北京，弟弟就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不久后，父亲又调至武汉大学工作，可随着抗日战争爆发，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我们一家也随辗转至乐山，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次年我们才回到武汉大学珞珈山原址。

童年时期的叶蓁蓁

我小时候身体孱弱，时常生病，伤寒、牙病、关节病等都曾经历。父亲是20世纪30年代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有机化学教授，有一定医学基础知识，有时能为我们诊治，但频繁生病的经历让我萌生了“学医自救”的想法——将来成为医生，既能照顾自己，也能帮助他人。因此，1951年高考时，我三个志愿全部填报了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最终顺利录取。

1951年9月，我踏入北医校园。第一年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课程在北大红楼校区学习，后续几年则在北医本校攻读。1956年，经同学董声焕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从北京医学院毕业。

在北医求学的第四年，我原本计划专攻妇产科，第五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妇产科轮转，期间亲手接生过20多个婴儿，满心以为毕业后会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然而，当时正值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关键时期，工业、科技、教育等领域急需专业人才。为打破技术封锁、加速现代化建设，中央决定选派留学生赴国外学习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我们这届毕业生中，一批人被选中出国深造，我有幸被选派至匈牙利，同期还有同学前往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家。

1956年9月，我与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名大学生一同赴匈牙利布达佩斯留学。同行者中，只有我和董声焕来自北医，另有两人来自大连医学院，其他同学则分属音乐、物理、地质等不同专业。由于当时国内缺乏匈牙利语教学资源，与赴苏联需要先学俄语不同，我们抵达匈牙利后，老师用英语授课，同时借助英语学习匈牙利语。老师的教学方式十分灵活，常带我们在游泳池、电影院、花园等实地场景中学习，比如指着“禁止跳水”“禁止爬树”的牌子让我们学习匈牙利语的命令式。

叶蓁蓁（右上）和董声焕（左一）与匈语老师（左三）合影

不过，1956年10月底“匈牙利十月事件”爆发，学校停课，我们只能转到老师家中继续学习。事件平息后，1957年我们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后才进入专业学习阶段。同行的4名医学生，一名学体育、一名攻心内科，我和董声焕则分别选择了小儿外科和小儿内科，我留在布达佩斯深造，他则前往靠近南斯拉夫的一座小城市贝奇医科大学学习。

那段时间，我上午在儿童医院跟随教授查房、观摩手术，下午在教授办公室复习，备战研究生基础课和病理学等科目，之后的三年更是全身心投入课题研究和论文撰写。1961年10月完成学业回国前，我与董声焕在匈牙利结为夫妻。

回国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外科，董声焕则分配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现首都儿科研究所）。他回国后成果丰硕，时常将发表的论文寄给匈牙利的老师，其工作得到了当地学校和老师的高度认可，被授予匈牙利医学科学“荣誉博士”称号。那本证书由牛皮制成，文字为拉丁文，还带有医学符号，我们十分珍惜。2007年3月，我陪同他回到曾经学习的学校，见证了他的领奖时刻。

董声焕获得匈牙利医学科学“荣誉博士”称号

采访组：您为何会选择新生儿外科这一专业领域？

叶蓁蓁：1961年回国后，我被分到北京儿童医院外科，有幸师从当时的外科主任张金哲，他是中国小儿外科领域唯一的院士。张主任为人谦和，在他的指导下，我边学边练，很快便能独立开展工作。那时，北京儿童医院的小儿外科发展迅速，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1972年，外科医生与患者数量都大幅增加，张主任提出细分专业，设立新生儿外科、胸外科、骨科、泌尿外科、烧伤外科等。他问我：“让你负责新生儿外科，你愿意吗？”我当即回应：“我愿意。”就这样，我成为了全国第一个新生儿外科病房的负责人。起初，我管理两间病房，不到20张床位，但新生儿患者极多，床位常年爆满。几年后，新生儿外科团队扩展到4位医生，患者依然络绎不绝，且多为先天性疾病，死亡率极高。我们病房收治的是出生后3个月内的婴儿（严格意义上的新生儿指出生28天内），这些小生命病情危重，救治难度极大。

当时，新生儿外科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一大难点便是新生儿食管闭锁的诊断和治疗。许多患儿因无法吞咽、呛咳引发肺炎入院，经查才发现是食管闭锁。而治疗这类合并肺炎的患儿，全靠我爱人董声焕的帮助，他是全国知名的小儿呼吸领域的专家。他经常到病房，用呼吸机协助处理食管闭锁手术前后的肺炎患儿，大幅降低了肺炎导致的死亡率，让食管闭锁的治愈率显著提升。

专业细分后，除新生儿外科外，普通外科、烧伤外科、骨科、泌尿外科等也各自独立发展。在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委托下，新生儿外科还承办了两届全国新生儿外科学习班，由我主持操办，学员名单和相片至今还保留着，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81年，全国第一届新生儿外科学习班合影（后排左9为叶蓁蓁，右8为张金哲院士）

在张金哲主任的领导下，1975年12月，我参与了一台令我终身难忘的胸腹连体婴儿分离手术。这对男婴面对面相连，从胸部到腹部完全融合，脸对脸。当时，我与马汝柏、陈幼容等医生共同参与手术。我们手术前参考了《Journal of Pediatric Surgery》（儿科外科杂志）上刊登过的一篇同样疾病的文章。我们团队认为有能力完成手术，张主任也全力支持。最终，手术成功，两个孩子都活了下来，这在当时极为不易。次年，我结合这一成功病例，参考那篇英文文献，撰写了论文《剑突联体儿手术分离一例报告》并投稿至《中华医学杂志》，发表在1978年第4期上。

论文《剑突联体儿手术分离一例报告》刊发在《中华医学杂志》1978年第4期

采访组：您何时到首都儿科研究所工作？期间遇到了哪些困难？

叶蓁蓁：1984年5月，我被调至首都儿科研究所担任所长职务，当时附属儿童医院正处于筹备建设阶段，我就带了内外科、麻醉科等专业的40多人过来。到任仅一个月，我便加入了一个此前在儿童医院时就已筹备好的代表团出访美洲。代表团先在加拿大访问一个月，之后其他成员回国，我则作为访问学者继续留在美加两国，共计访问近一年。

在美国期间，我走访了五六家儿童医院，学习先进经验。其中，在纽约长岛的一家儿童医院，我拜访了一位擅长治疗高位先天性肛门闭锁的教授Peña。这类手术难度极大，关键在于处理好高位肠管下拉与肛门括约肌，否则会导致患儿大便失禁。这位教授是该领域的权威，这项技术当时在国内尚未开展。我邀请他来中国进行手术演示，他欣然应允。1985年5月，Peña教授来到附属儿童医院进行手术演示，将这项关键技术引入国内并推广开来。同时，还带回了一篇日本医生用十二指肠菱形吻合术治疗环状胰腺的文章。

在波士顿儿童医院进修时，我发现当地使用的小儿静脉营养液含有19种氨基酸，远多于当时国内的静脉营养液。我带了一瓶回国，联系了国内一家知名制药企业研制，随后联合北京儿童医院内科、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进行临床观察，最终形成研究报告上报卫生部。这份努力终见成效，1992年，卫生部批准了这款新药的生产，至今它仍在临床广泛应用。

这些国际交流的经历，让我深切体会到外语能力与国际视野对医生成长的关键意义。尽管过程中充满挑战，但每当看到引进的技术和药品能造福这么多患儿，便觉得一切付出都有了价值。于我而言，医生的价值不仅在于日常的治病救人，更在于以点滴努力推动整个医学事业的进步。

1985年，荷兰儿保医生来访（左一为叶蓁蓁）

回国后，首儿所的建设任务艰巨，我既要负责业务，又要兼顾行政，对于医院的建设与管理毫无经验，心里十分忐忑。好在马汝柏、马继东、叶辉等医生逐渐成长起来，能承担具体业务工作，我得以将更多精力投入行政事务，其中最紧迫的就是解决职工住宿问题。

当时，为保障医生和护士能及时到岗，我们与北京市卫生局（现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合作建设宿舍楼。这栋楼质量优良，采用全水泥浇筑框架结构，还获得了建筑奖项。1989年，职工们便顺利入住。但对我而言，这栋楼有个不小的遗憾：为尽快解决住宿问题，当时仓促间使用了现成图纸，导致每家卫生间都有一个台阶（因为下方是设备层管道），非常不便。如今想改造也十分困难，这是当时我们经验不足、考虑不周留下的遗憾。

1988年11月，我卸任所长职务，重新回归外科门诊，做起了一名普通医生。每周出两次专家门诊，虽说接诊量不算多，但每个患者都能得到充分的诊疗时间，足以把病情问透、把方案说清。在门诊的这些年里，我接诊了大量血管瘤患儿。为此，我和马汝柏、刘晓雁等医生一起，专注于小儿血管瘤的注射治疗，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摸索优化诊疗方案。2003年，我年满70，正式退休。

采访组：您有过农村医疗服务的经历吗？有什么感受？

叶蓁蓁：我的职业生涯中，有过多次上山下乡的经历，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在甘肃武威，为期一年；另一次是在北京昌平，同样为期一年，主要工作是送医送药上门。

去甘肃武威时，我还在北京儿童医院工作，二儿子刚刚出生。一年后下乡归来，孩子已经不认识我，连“妈妈”都不肯叫。在武威，我们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睡在他们家中，盖着他们的被子，真正融入了他们的生活，还积极参与改水、改厕等公共卫生工作。

正是这段在武威的刻骨铭心的经历，让我深切体会到农民看病的艰难——他们要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到城里的门诊就医。因此，回来后出门诊时，我始终坚持“慢诊细看”，一上午通常只看10到13个患者，力求细致诊断、充分解释。

我始终认为，深入基层的下乡医疗实践，是培养医务人员医者仁心的宝贵课堂，是极好的锻炼。如今农村条件已大幅改善，新一代医务工作者不必再经历我们那时的艰苦，但那段与农民同甘共苦、体察他们疾苦的岁月，是我人生中真实而珍贵的财富。

采访组：对于刚步入医学院的医学生和职业生涯初期的年轻医生，您有什么建议？

叶蓁蓁：在我看来，医学生首先要沉下心来扎实学习。在学校学习的这几年，专注投入是核心，要尽可能避免被无关事务分心。学习中，钻研精神不可或缺，无论是接触患者，还是研读书籍、杂志，每件事都要专心致志地做好。学校开设的每一门课程都有其深层意义，这份专注学习的准则，永远不会过时。

张金哲老师教给我的两个道理，至今影响着我：一是热爱专业，一旦选定方向便全身心投入；二是付出努力，唯有辛勤耕耘才能收获真才实学。

我始终带着这份信念前行。从国外留学归来后，张金哲老师就对我严格要求，而我也始终谨记教诲。医学就是在不断直面问题、积累经验中成长的，不亲自动手实践、不经历磨砺，就无法掌握真本领。所以我常对年轻人说，一定要坚持学习，更要脚踏实地去做。老医生也要敢于对年轻医生提出严格要求。毕竟医学关乎生命，容不得丝毫懈怠和马虎。

医学的传承不仅是知识与技术的传递，更是一份对生命的敬畏与担当的延续。每一代医者的坚守与付出，都在为医学的大厦添砖加瓦，让更多生命得以被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