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手术室内外，有一群不拿手术刀的生命守护者。他们始终在为生命站岗，在无数个命悬一线的瞬间，他们是最先伸出手拉住患者的人。他们就是麻醉医师。
今年3月27日—4月2日是第七届“中国麻醉周”。几十年来，我国麻醉医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麻醉医师的角色有了怎样的变化？麻醉医师队伍、基层麻醉学科的现状又是怎样的？今天，我们邀请两代麻醉医师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对话。
米卫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麻醉科主任，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潘守东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麻醉科主任，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小儿麻醉学组委员
潘守东：
我是2002年毕业来到首都儿科研究所的。当时，麻醉科特别缺人，全院算我在内只有8名麻醉医师，除了主任之外，我是唯一一个男生。从医20多年来，我看到麻醉学科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医院设立麻醉恢复室、开展日间手术等。自1983年以来，您已经在麻醉学领域耕耘整整40年，参与推动了一系列文件的出台。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下，我国麻醉学科这些年来取得了哪些进展？
米卫东：
几十年来，我国麻醉学科无论从麻醉技术、监测手段还是从生命救治的能力来说，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刚参加工作时，麻醉科属于医技科室。在许多医院，麻醉科甚至不是独立的科室，而是外科下属的麻醉组。相比西方发达国家，那时我国麻醉学科的发展落后了几十年。当时，麻醉药物、技术、监测手段都比较落后，麻醉实施的可控性也比较差。通俗来说，有时想让患者“睡”却睡不着，想让患者醒却醒不了。
几十年前，麻醉监测的手段也非常有限，常常是一个袖带、一个听诊器就做一台麻醉，医生单纯依靠耳听血压、心率等来判断麻醉深度，用手捏呼吸囊维持患者的正常呼吸。遇到时间长一点的手术，麻醉医师的耳朵都会被磨得生疼，手捏得很酸。那个时期，我国麻醉学科的发展还在比较初级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开胸、心肺移植、颅脑等复杂手术突破了很多医学禁区。伴随人口老龄化和疑难危重手术数量的增加，患者越来越需要麻醉学科提供有力的生命支持。麻醉实施的效果，直接影响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及病情转归。
1989年，卫生部12号文件明确麻醉科为二级临床学科。围绕生命维护的需求，麻醉领域有了越来越多的新药物和新技术，越来越丰富的监测仪器及方法，麻醉医师就好比拥有了100只眼睛，可及时发现患者在手术中各类生命体征的变化，并判断原因、有效处理，大大提升了为患者“保命”的能力。这个阶段，可视作我国麻醉学科飞速发展的阶段。
近年来，我国麻醉学科的发展水平已经和西方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并在很多疑难重症患者的围术期管理上实现了赶超。特别是在临床麻醉走向围术期医学的进程中，麻醉学科通过术前准备、术中管理、术后恢复等全周期优化措施，大大降低了手术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了患者术后恢复质量，改善了患者手术预后。我国麻醉学科与国际麻醉学术水平同步进入了“3.0”时代（麻醉学科的“1.0”时代是克服疼痛，“2.0”时代是克服疼痛﹢维护生命，“3.0”时代是克服疼痛﹢维护生命﹢改善预后）。
将来，借助一系列大数据、人工智能手段，麻醉医学还将在安全、质量和效率等方面实现更加快速的提升。
潘守东：
目前，全国各大医院麻醉科人手都很紧张。以我们医院为例，每年全院的手术量在15000台左右。除了临床麻醉、急救复苏、重症监护之外，舒适化医疗、疼痛综合管理等对麻醉资源的需求也在持续增加。在很多医院，麻醉医师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进一步加强麻醉学科医疗服务能力建设？
米卫东：
2018年，我们依托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等平台在全国进行过麻醉学科现状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9年，我国麻醉医师人数为92726人，麻醉护士28200人，即我国每10万人拥有6.7名麻醉医师，是西方国家的1/3~1/2。
此外，社会对麻醉学科的认知度、麻醉专科医务人员对自身职业的价值认同普遍较低。有大约2/3的被调查者不清楚麻醉医师是做什么的，只有不到1%的麻醉医师或护士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仍从事麻醉专业。很长时间以来，麻醉医师工作时间长、强度高、压力大。我们常说，术中患者血压“哗”地一下降，麻醉医师的血压就得“噌”地一下升高。体力消耗大、精神负担重，是麻醉专业医务人员职业倦怠发生率较高的主要原因。
近些年来，我国在政策和投入等方面向麻醉领域进行了很多倾斜。2018年8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委出台《关于加强和完善麻醉医疗服务的意见》；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麻醉科医疗服务能力建设指南（试行）》；2022年，《麻醉专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三级医院评审标准>及其实施细则的通知》先后公布，其中，麻醉科评审标准在三级医院评审标准及实施细则中的权重大幅提升。
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国麻醉学科人才队伍建设得到切实加强。今年，最新一组全国麻醉学科调查相关数据刚刚出炉，我国麻醉医师总数已超十万，其中正高职称人数超6000，副高职称人数近2万。此外，在大型三甲医院，麻醉科医师的薪资待遇较过去也有了大幅提升，很多位列全院临床专业科室前三。但从全国来看，麻醉医师人力缺口仍然较大，高质量人才仍然紧缺。这仍是眼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我国麻醉学科发展中存在“两头热，中间冷”的问题，即国家和政府高度重视，麻醉专业医务人员也积极响应，并大力推进学科建设，但医疗机构、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的管理者对麻醉学科发展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麻醉学科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希望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能够切实落地，整体提升麻醉学科医疗服务能力。
潘守东：
麻醉科青年医师培养的话题一直备受业内关注。当前，在选择专业时，麻醉科还未能成为高学历、高素质人才的首选。因此，麻醉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2015年，国家8部委出台《关于开展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中国医师协会从2019年开始开展了包括儿科麻醉学在内的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试点工作。请您谈一下我国在麻醉学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还存在哪些问题？
米卫东：
为贯彻落实8部委《关于开展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2017年，神经外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和心血管病学3个专科率先在我国启动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试点。2018年，中国医师协会公布第二批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试点专科名单，包括内科危重症医学、外科危重症医学、内科老年医学、新生儿围产期医学、普通外科学、儿科麻醉学、口腔颌面外科学7个专业，儿科麻醉学是麻醉学科唯一的专培试点专科。
我国小儿麻醉量每年超过1000万，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手术患儿围术期安全和近远期临床转归是继孕产妇安全和新生儿死亡率后医疗安全领域的关注热点。据文献报道，由儿科麻醉医师实施小儿麻醉能大大降低小儿围术期死亡率和严重并发症发生率。
经过严格遴选，全国共有39家医院成为首批儿科麻醉学专培基地，自2019年初至今，共招收专培学员5批次，共500余人，学制2年，圆满完成两届培训周期工作。迄今，200余名专培学员取得结业证书，结业考核合格率达到95%。专培学员的临床工作和教学能力达到高年资主治医师水平。
但是当前，儿科麻醉专培工作仍面临一些问题。如师资带教水平不均衡，过程管理评价体系尚不完善，各地薪酬待遇相差悬殊导致生源缺乏等。我们亟须思考，如何才能建立完善的专培保障体系以增加专培吸引力，进而提高整体医疗水平、促进医疗公平。
潘守东：
在制定麻醉科相关行业标准时，我们常常要兼顾基层医疗机构。在实际帮扶和调研的过程中，大家发现，基层麻醉科的条件和水平与大医院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您曾把麻醉学科比喻成枢纽学科、平台学科，认为基层医疗机构麻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直接影响我国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请您详细为我们讲一讲。
米卫东：
麻醉科在一家医疗机构中相当于军事战争中航空母舰的平台，其平台容量决定了工作效率，其安全性决定了临床科室运行的安全性。有了麻醉学科的安全、质量、效率，就有了整个医疗机构，特别是外科等学科的高质量发展。
但目前，我国基层医疗机构麻醉科的发展还比较滞后，管理者对麻醉学科的重视程度还不够。2019年，广州一家区医院麻醉科主任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所在医院的院长做了一个决定，将患者术后镇痛的方案交给外科医生来定。这就等于把麻醉医师当成了“技师”。
这个例子让我感受到，基层医疗机构麻醉学科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随着国家分级诊疗制度的落实，未来，基层医院将是各类手术业务的主力军。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麻醉学科作保障，整个临床医疗的发展将受到严重制约。
在我国，有60%~70%的麻醉医师分布在基层。基层麻醉人才队伍的发展，需要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在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提升待遇方面，不仅要有宏观政策，还要有具体措施。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依靠行业协会进行精准帮扶和培训。
从2017年底开始，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成立“精准扶贫—麻醉专科医联体”，让200余家大型三甲医院麻醉科牵手800余家国家贫困县的县级医院麻醉科，通过开展培训、学术交流等活动，对基层医院麻醉科进行帮扶。基层麻醉医师队伍水平上得来、跟得上，我们才能实现从“麻醉大国”到“麻醉强国”的飞跃。
一位麻醉医师从初出茅庐到独当一面要经历怎样的职业路径？多年的从医经历中是否有过困惑？麻醉专业又有什么样的独特魅力？明后两天，我们将分别推出米卫东、潘守东两位专家的人物报道。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