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大夜，生生9个小时没动地方，嗓子说到冒烟儿，厕所也没上，一口水也没喝，3级病人太多，还有十几个是其他医院处理不了建议到上级医院就诊的”，12月17日，张利发出的一条朋友圈收获了来自各科室兄弟姐妹的问候。风湿免疫科主治医师王新宁评论说：“利利辛苦了！本来昨天排的是我们的班，谢谢你挺身而出帮忙争取了宝贵的恢复时间，感激不尽，好好休息，多保重”。

这时大家才知道，张利“阳康”返岗后的4天里已经值了两个夜班，对于她帮助兄弟科室支援急诊的事也不觉得惊讶和奇怪，这个生在山东长在东北、热情豪爽、勤奋稳重的姑娘，对同事、对患者一向是“有需必应，有困必助”。

2019年底新冠疫情发生后，我所门诊量和住院人数骤减，但新生儿内科病房和危重症新生儿转运工作却一刻也没有停歇，病房床位基本满员，几乎每天都有转运任务，有高风险地区来京生产的孕妇，也有归国孕妇在隔离期临产的。张利被安排到转运小组，她回忆：“那个时候，转运车上只有一套猴服，其他同事穿的是手术室隔离衣，好在北京是零星散发病例，否则被感染的风险还是挺大的”。

2021年张利回到病房，除了参与危重病人抢救、带组管理病人、完成病例指控外，还要负责住院医师的管理、进修医生的带教工作，每天步履匆匆，穿梭在一排排暖箱间，但她却“早已适应了这种高频率、快节奏的工作”。乐观豁达的张利并非没有难事，在医院疫情防控、病区闭环管理期间，怎样妥善收治高风险地区的危重患儿，怎样准确评估患儿病情把有限的床位资源用在刀刃上，是全科室最“烧脑”的事，“王亚娟主任带领我们思考斟酌、协调平衡，顺利解决了很多难题”。

那一年的春节假期，急救车的鸣笛声总是在黑夜中响起，病房先后接收了十余名早产儿，最小的胎龄只有25周、体重720g。宫内感染、颅内出血、新生儿败血症、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新生儿肠穿孔……，每个宝宝都有着严重的原发疾病与合并症。有创和无创呼吸机、输液泵、监护仪、复苏球囊、气管插管、抢救车等急救仪器设备摆满了病房，医护人员的压力都非常大。

张利清晰记得和家长站在寒风中沟通病情的场景。这名胎龄26周、体重960g的早产儿有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年轻的家长一度产生了放弃治疗的想法。张利耐心的分析病情和治疗方案，劝说家长要给孩子疾病恢复的时间和生存的机会。家长同意继续治疗后，张利紧急联系了已经快下班的心脏超声、放射科的同事返回病房为孩子完善检查，所有检查结果出来后，张利再次向家长交待病情，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在张利和同事们近2个月的精心治疗下，孩子出院时体重已经长到了1800g。“别看小宝宝不会说话，但他们的求生欲望非常强烈，在治疗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但我们绝不会轻言放弃”。

今年9月，从昌平疫控中心支援回来的张利来不及休整，就投入到医院的门诊工作中，此时流感病人明显增多，医院从各科室抽调医生骨干到急诊和发热门诊支援。王亚娟主任询问张利是否能每个月支援一次急诊大夜，张利思考片刻说到：“主任，还在哺乳期的同事就别参加了，我替她，一个月支援两次。”

随着北京疫情形势越来越严峻，张利明显感受到了新冠病毒的“威力”，发热病人数呈井喷式增长，新生儿发热、高热惊厥、喘息明显的三级病人占了三分之一，而且在四级病人中存在患儿症状描述不清、有基础病未告知分诊护士等潜在风险的情况，张利需要把他们“找”出来，给予及时的诊治。急诊大夜的出诊时间也从7个小时延长到了8个小时。

张利坦言，在急诊经常遇到危重病人，外伤大出血的、新生儿窒息的、空腔脏器穿孔的、有基础疾病带着气管插管的，都能做到不急不躁、冷静对症的处理。但是看到门外有几十名患儿和家长在排队等待，“我心里就会非常着急，恨不得多长几张嘴几只手”。她还发现，家长面对孩子发热或者高热惊厥后非常慌乱，缺乏儿童常见病的应急处理和护理常识，因此遇到这样的家长，张利都会多叮嘱几句，“这也给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了醒，在提高业务水平的同时，也要积极参与科普工作，惠及更多的孩子和家长”。

张利表示，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要尽力保证孩子们得到及时有效的诊治，全力保证危急重症患儿的生命安全。作为一名党员，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就是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能多干一点就多干一点，为疫情防控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