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艳玲，女，70岁，中共党员，大学学历，1968年12月参加工作，原首都儿科研究所保健科副主任医师，2007年12月退休。

绿草茵茵，鸟语花香，“六一”清晨，正与朋友在河边散步，手机响起，一位同事打来电话：“儿童团长节日快乐！哈哈哈……”一阵笑声过后，朋友不解地问：“小儿科又累又苦又有风险，你咋就干了一辈子呢？”我说：“这话得从我的那些宝宝们谈起。”

记得刚做住院医时，在北京儿童医院的“内十”病房，我曾收治过一个“佝偻病”、“重度贫血”、“三度营养不良”的一岁零两个月的农村孩子，住院一个多月，爸妈没来看过她，每到探视时间，城里的宝宝都有多人探望，而她却一个人缩在小床的角落里；别人的床头柜上摆满了瓜果梨桃，她的床头柜上只有一个小药碗。也许因为我也是从乡下来的，自然比较关注这个乡下孩子，值班时，为其它患儿家长交代完病情，我就抽空儿跟她玩一会儿，“藏猫猫”、“拍拍手”，偶尔赶上护士长查房，清理床头柜上那些城里孩子吃不完的饼干、橘汁，就顺便要来一点给她尝尝。出院那天，当她的爸妈、医护人员围在床边同时拍手叫她时，想不到她居然连走带爬地一下子扑到了我的怀里，两只小手紧紧抓住我的头发不放，当时他的爸妈哭了，我的眼睛也湿润了，这无声的语言，让我在小儿科一干就是一辈子。

说到累，可想而知：在北京儿童医院的门诊、病房、急诊轮转了六年，在门诊每天都要看近百个患儿；在病房常因抢救患儿不能按时下班；在急诊一接班两条腿就跟上紧了发条的小闹表，马不停蹄通宵达旦，第二天早晨下班时经常累得恶心想吐吃不下饭。有个进修大夫一上午看了50多个病人，下午就倒在宿舍，高血压、脑出血了。有时也想过：在这种医院里当个儿科大夫太累了！可脑海中又会浮现出宝宝那“一扑”的情景，感到累点也值得，再说，这点累对于我们这些在北大荒摔打过的人来讲也算不了什么，年轻嘛，睡一觉就缓过来了。

说到苦，最苦的感觉莫过于母子分离，在儿童医院做24小时住院医，还要不停地读书考试，实在撑不住了，我不得不含泪把正在吃奶的6个月的儿子送到东北。从此，牵肠挂肚，夜里经常梦到儿子病了、丢了而哭醒，第二天再忙再累、夜里11点下班也要跑出去打个长途电话，熬了912个日夜，儿子三岁了，终于可以接到身边送幼儿园了，但是，当我在北京站看到儿子一把将他搂到怀里亲了他一口时，他却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手绢抹了一下嘴巴用一口东北话说：“我嫌你埋汰！”我顿时无语，百感交集强做笑脸将泪水咽到肚子里。儿童医院幼儿园与我们病房只有一墙之隔，但我却常常不能按时接他，有一次，下班前因抢救一个危重患儿走不开，下班后我径直跑到幼儿园，可是幼儿园的灯全熄灭了，老师等了两个多小时看我还不来接孩子就把他寄放到儿童医院传达室了……

苦和甜是一对孪生兄弟，苦熬六年晋升了主治医，在儿研所新开的病房里，我负责抢救了一个患“肺炎”、“败血症”、“肠麻痹”“呼衰”、“心衰”已下了病危通知的六个月的患儿，因起死回生，患儿的爸爸为他更名改姓，由孙鑫改为刘博。出院后，孩子爸爸几次来送礼被谢绝后，不晓得他从哪里得知我喜欢小孩挂历，于是，连续多年不管我家搬到何处，新年都能收到小孩挂历。他的爸爸是个语文老师，后来一直为我儿子批改作文，直到儿子进了重点中学。还记得有一位淳朴的农民，他的宝宝患“病毒性肺炎”、“病毒性脑炎”、“呼衰”、“心衰”，持续高热抽风不止，用药很矛盾，他的爸爸一直战战兢兢地守在病房门外，亲眼看到了那一夜的抢救过程，患儿病愈出院时，他不吭不响只是不停地鞠躬抹眼泪。没想到当年秋天，他挎个篮子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医院找到我，掀开篮子上面的白毛巾对我说：“这是俺今年种的麦子，磨的面，蒸的第一锅馍”，我收下了他的馍，在小卖部买了两瓶可乐放在篮子里让他路上喝。第二年秋天，他又挎着篮子送来花生、核桃、大枣……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我感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说到风险，不言而喻：急诊有个患儿死亡，家长不由分说一个巴掌搧过去，给大夫打掉了几颗牙、脑震荡；门诊有两个同事因把没有出现“流脑”体征的“流脑”患儿放走而半路死亡回来打官司被取缔了处方权；一次在病房值班有个“结脑”三型的患儿夜里死亡，上级大夫叮嘱我下夜班时不要走原来的路并要我立即申请尸检，当死亡病例讨论除外了我抢救过程中用药剂量大的问题后一直折腾到中午才吃上早餐。风险是坏事也是好事，它催你读书学习、令你养成严谨的作风。小儿急性传染病前驱期症状与“上感”症状很相似，极易误诊，我每天早5点起床，夜里12点睡觉，首先把一些理论问题搞的门儿清；看门诊时将没有把握放走的患儿留到中午再查一遍，小儿病情变化快，还着实抓住了几例早晨就诊时，尚未发现出血点的“流脑”患儿，立即转送急诊室，收到了家长的表扬信也得到了领导的肯定。风险越大越能练就基本功，几次死亡病例讨论正因为我在答疑时滴水不漏并适时出示我的抢救纪录及详尽的病程日志才得以通过。累、苦、风险是我们年轻大夫走向成熟的必修课。

除了苦、累和风险，有人说儿科医生每天都是在此起彼伏的哭声中度过，没错，但也不是没有笑语。那些五、六个月的宝宝，只要你适时给他做个怪脸或搞出点什么动静，他就会张着大嘴聚精会神看着你，对你傻笑；一岁左右的宝宝看完病妈妈让他谢谢阿姨时他会像个小狗熊似的举起肉嘟嘟的小手向你作揖；有个两岁多的宝宝刚进诊室时哭得鼻涕眼泪过河，只陪他玩了一会儿诊室的转椅，看完病他就不想走了，妈妈把他强行抱走，他就回过头来挥舞着小手说“阿姨不再见”；三岁的安安打针时哭闹，肌肉紧张针头弯在了屁股里拔不出来，只因多给她揉了会儿屁股我们就结为好友，回家后对她自己的奶奶说“等我长大了挣钱，买两包喜之郎，一包给自己，一包给王奶奶”；四岁的闹闹因看病时没给他打针吃药，我们便成了忘年交，以后每到周二都闹着上医院不上幼儿园，妈妈问他：“没病上医院干啥?”他就理直气壮地说“帮王奶奶看病呀!哄小孩别哭，不然他们该把王奶奶的耳朵震聋了！”那稚嫩的童音、笑语时常环绕在耳边。

还有很多像闹闹这样的朋友……

每当想起我的这些宝宝们，心里很充实，有人说我被两、三岁的小孩儿哄得团团转，真是个“没心眼子”，但我却感到自己的幸福指数很高，可能每个人的幸福感不同吧，特别是看到那些宝宝脸上泪痕未干、眼里还含着泪珠、转脸就可以对你开怀大笑，这种纯真的笑脸是内科、外科、妇产科医生一辈子也享受不到的，觉得做个儿科医生累但快活着，苦但苦中有甜，风险大但乐在其中。

小儿的病，来得快，好得快，病程短，每当看到出院时那一张张甜甜的笑脸，一个个幸福的家庭，觉得很有成就感。儿子小时曾经埋怨我：“你讲课、写书都说母乳喂养好，却把我送姥姥家！”可是当他长大了，在他的婚礼上，他带着我到他的同事、朋友餐桌敬酒时却说：“这就是我引以为骄傲的妈妈”，这句话让我感到30多年从未有过的欣慰。

从北医毕业后，一直干小儿科，也不是没有机会离开，九十年代初，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朱宗涵要调我到卫生局工作，我自知不是那块料便推辞了，找我谈话的领导说“局长考虑到你的级别，准备调你到局里工作，你在这里永远是个儿童团长”。我说：“儿童团长至少也够上个县团级了吧！级别不低啦！”从此，我在儿研所的一些老同事中便留下了这个“儿童团长”的美称。

在迎接祖国70岁生日的时候，我想：我还能为祖国做点什么呢？今年3月，儿子预定了回京的机票，准备回来为我过个70大寿，我说服他退了机票，去参加了义诊咨询活动，顺便回到母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愿为祖国的医学事业最后尽点力。当晚，我给远距千里的儿子回了一条微信，告诉他我的生日过得充实快乐：

《生日》

窗外暖树争鸟啼，

满园童音胜黄鹂。

迎得百花枝叶茂，

甘为新苗化春泥。